“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学批判

“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主权与人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国际法上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但是 ,《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 ,“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存在着二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观点 ,成了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但也存在着模糊的观点 ,混淆了与联合国体制下人道主义救援的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干涉” ,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而且是违背国际法的 ,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执行行动 ,是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 ,安理会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 ,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 ,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从军事打击利比亚看国际干预的法律标准

2011年3月19日,法国依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和第1973号决议,为了保护利比亚的平民和在利比亚强制执行"禁飞区"计划,率先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事实上,干预与反干预的斗争从来都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永恒主题。如果说大国单边干涉行为如今已经为国际社会所诟病,那么,通过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所开展的国际干预行动已然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借助联合国名义对外进行的种种所谓"国际干预"已经或将继续证明,这种军事干预在国际关系中并非谋求和平与安全抑或确立地区或国际秩序的良方,相反,在国际关系中通过这种军事干预来实现或达到某种既定的目标已经变得日益困难和复杂,而且其消极影响也愈加明显,所有这些使得我们有必要再次深刻反思国际干预的法律标准问题,因为这既关系到联合国将来的命运和前途,同时也关系到21世纪公正、合理之国际秩序的构建。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理论及其新发展

就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实在国际法而言,目前只有国际条约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国际习惯还没有形成.但从类似“保护的责任”这样的新视角中,可以发现一些“最低限度的一致”已经存在,那就是: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界限的,对人道主义的维护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最低限度的一致正是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前提所在。在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激烈辩论与交锋中,一个重要的隐含成果,就是对上述前提的分享。遗憾的是,过去人们往往只关注交锋的喧嚣,却忽视了这一隐含成果的存在。而尽管“保护的责任”注意到并运用了这些“最低限度的一致”,但其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取的。     

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法律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分析

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权利滥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在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典型现象。首先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予以界定,历史上有大量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实践。人道主义干涉违背了国际法上的三个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威胁或使用威力原则。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公然侵犯被干涉国的主权,武装干涉被干涉国的内政,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它们貌似尊重人权,其本质就是要借人权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的内政,以达到它们的目的。我们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典型现象。     

人道主义干涉:道德与政治“合法婚姻”的产儿?——以北约空袭利比亚为例的分析

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关于道德、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复杂过程。其中,政治是主因,道德是次因,法律是约束性力量。从该一主一次之原因——政治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中,可以区分出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各种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虽然不是主变量,但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可以发挥限制、禁止、阻却人道主义干涉的作用。     

论“商业成功”的创造性认定标准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 “商业成功”成为专利获得创造性认定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而自商业成功被纳入创造性评判标准以来,几乎没有一件专利申请因主张商业成功而最终被认定具有创造性.其原因在于,商业成功与创造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而现有审查标准要求二者关系的建立,应以区别技术特征直接导致商业成功为前提,而非广告宣传等其他因素所致.如何证明商业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区别技术特征而非其他因素,成为专利申请人、专利审查员和法官面临的重要难题.在鼓励技术创新、激励技术市场应用日益成为国家乃至世界趋势的今天,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此类专利申请,明确其审查标准,更加灵活地处理此类商业成功专利创造性认定问题.     

论军事活动规制国际法的碎片化与开放性——从“乌克兰舰船扣押案”切入

"乌克兰舰船扣押案"有关军事活动的实质界定与管辖权问题的法律意涵,揭示了军事活动规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碎片化与规则解释的不确定性。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和基本特征决定了军事活动规制法律的碎片化,而国际司法裁决应在国际法的碎片化中发挥一定的体系整合作用。战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印证了军事活动在国际法上的可规范性及其必然趋势。然而,开放性的互动与碎片化的冲突,为国际法和大国政治刻画出一幅狮身人面像。军事安全的高政治性使国际法对军事活动的规制开放于国际政治,这与国际法价值体系中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优先性相悖。军事活动规制法律的碎片化和大国政治对国际法运行机制的影响,皆导致了军事活动司法管辖及其实质裁决的不确定性。"乌克兰舰船扣押案"的经验借鉴,有助于我国在海洋执法体制改革之际制定有效的海洋维权行动路线图。     

论“保护的责任”的国际法困境与出路——以叙利亚危机为视角

在利比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开创了以"保护的责任"为理由,通过安理会授权干预以推翻一国合法政权的先例,对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叙利亚内战从根本上说仍属于一国内部事务,西方国家则试图将"利比亚模式"复制到叙利亚问题上,以强行推动其政权更迭,使得"保护的责任"面临着既要保证在联合国授权下履行对平民的保护义务,同时又不得违背不干涉内政这一联合国体制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困境。     

浅析医疗侵权中的“机会丧失之诉”——案例分析的视角

"机会丧失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基于其获得更好结果的可能性被破坏或者减少时,以此种不利益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而提起的诉讼。英美法医疗侵权案件中"生存机会丧失之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在"损害事实认定"以及"因果关系确定"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从而揭示隐藏在判决背后的法理及政策因素。以期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可供我国司法实践借鉴的建议。     

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标准之确定——以质疑“毒驾入刑”为视角之分析

新型危害行为入罪已成为我国犯罪化立法的重要内容,但其呈现的民粹主义趋势令人反思其科学性与有效性。在结合法益概念与谦抑主义划定犯罪圈的理论指导下,以帕克的刑事制裁界限理论为基础,针对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可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入罪后能够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认定、入罪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没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可以代替刑罚这四个条件为入罪标准,以解决"毒驾入刑"等争议性的现实问题。     

论《罗马规约》对国家“不愿意”管辖的判定标准及我国的担忧

我国认为《罗马规约》第17条第2款关于国家“不愿意”管辖的判断标准过于主观,国际刑事法院会因此成为凌驾于国内法院之上的“上诉法院”.分析我国立场的关键在于对《规约》中“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的解释与适用.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在实践中将国内诉讼对当事人国际人权公约所载权利尤其是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情况纳入其审查范围,就不但会混淆其与国际人权条约机构的不同职能,而且会加深我国对其成为“上诉法院”的担忧.     

论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内他国军事活动的法律立场——以“无暇号”事件为视角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是否享有对外国军事活动的管辖权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美国的无暇号海洋测量船闯入中国专属经济区这一事件更引起了中美两国的外交争端。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安全利益,未经沿海国的许可,他国不得借军事测量为名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危害其国家安全的活动。这种军事测量活动不仅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和平利用海洋的宗旨相悖,而且也不在海洋自由之列,中国可以对此进行必要的拦截。     

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新论——基于“需要干预论”的视角

国内法院应否干预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理论界存在争议。根据国际上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立法和实践模式及发展趋势，以及对“全面监督论”和“程序监督论”两种学说的评价，本文认为中国仲裁立法不应局限于“全面监督论”与“程序监督论”两种观点，应引入“需要干预论”，即关于法院应否监督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和国家的需要。     

论国家权力干预与公民私领域的法律保护——以“艳照门”事件为例

在"艳照门"事件中,内地国家机关对公民私下浏览和朋友间赠阅相关照片的行为进行干预。这样既没有实质上的法律依据,又缺乏必要理由,权力涉入行为实际上是对公民私领域的过度干预。这种干预会侵害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挤压社会自主空间,同时也是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从理论上分析,公民权利是首位的,只有在公民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的程度,权力才能介入公民的私领域。我们必须在制度上作出一系列的合理安排以实现公民私领域的充分保护。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效力探讨——兼论“打赌”行为的处理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容易引起理论与实践的争议,尤其体现在打赌案件的处理上。条件作为意思表示的一部分,条件的瑕疵并非一定导致行为无效,可能导致行为可变更、可撤销或者效力待定。     

经济法的观念基础与规则构成——对“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反思与拓展

作为经济法的重要学说之一的“需要国家干预论”,因其影响大,而争论和分歧也多,分歧的焦点在于对“谁之‘需要’”与“‘干预’什么”存在不同理解。对此问题,按整体主义理解,国家干预是社会基于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意味着“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干预的内容是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正因“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就防止了国家干预的恣意性,同时,社会整体利益因有国家代表而得以保障,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另外,社会的“需要”决定了经济法的目的,目的作为指针指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同时,整体构造的复杂性预示了经济法技术规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论公共利益之合理界定——以“中国最牛的钉子户”为视角

公共利益理念是行政执法中的核心理念，然而，目前学界对其认识不够理想。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公共利益认定的程序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的研究。笔者认为。在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使行政职权时，应当从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界定公共利益，赋予公民一定的救济权利和救济途径，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生存权。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正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一、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和理论界说二、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刑事诉讼应当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如本文前述,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以“实事求是”或“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因为“我国的证明制度,既是人民司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同     

论欧洲专利局网络证据规则的演变及审查标准——从“超越合理怀疑”到“概率平衡”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网络信息的普遍应用,互联网公开的信息在确定相关现有技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引发的关注和争论也越来越多.本文通过研究欧洲专利局近十年来与网络证据相关的典型案例以及相关规定,分析了欧专局对互联网证据的使用规则从“超越合理怀疑”到“概率平衡”的演变过程,从三个方面,即公开日期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的原则以及互联网公开的可靠性判断标准,总结了现阶段欧专局在引用互联网证据作为现有技术时的审查标准.     

“挪而未用”之定性研究——兼论挪用公款罪的既遂标准

本文着眼于"挪而未用"之定性到挪用公款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指出"挪而未用"是既遂,并认为"用"的行为是量刑情节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并建议本罪作出法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