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佛道对传播的认识与实践

本文从文化学角度论证了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传播观 ,认为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富含对传播的认识和应用 ,归纳起来 ,有三大传播流派 :儒家———“经世致用派”;道家———“自在无为派” ;佛家———“直觉体悟派”。本文还寻绎了中国特色的传播理念和传播实践规律     

合作论、管理论、适应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本文把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的创新和发展概括为“三论”:“合作论”,即党与宗教界“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关系;“管理论”,即政府与宗教的关系,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适应论”,即社会与宗教的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文章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对“三论”的形成脉络、理论内涵及其重要意义做了阐述。     

禅者眼中的和谐社会--兼论民间禅宗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的冲突,涉及到“个人与社会”、“宗教与权力”的辩证关系。运用禅宗的缘起式思维方式,有助于形成多元的、和谐发展的社会与宗教的关系。     

宗教市场论视域中的大学生宗教信仰

宗教市场论是宗教社会学中新的研究范式.“中国三色宗教市场论”为把握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状提供了独特视角,但宗教市场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宗教的实际,也凸显了高校宗教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高校宗教教育可以借鉴“中国宗教三色市场论”的思路,重视大学生被虚拟宗教市场吸引的现实,有针对性地调整教育内容,努力培育大学生理性的宗教观.     

浅谈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纽带作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宗教问题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他指出:“宗数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这个论断概括了宗教的本质,指出了宗教的历史作用。伊斯兰教在回回民族形成中的作用也正是这样表现出来的:许多从被异族占领的家乡签发到中国,参加了新的征战,尔后被安置在中国,在中国又长期遭受压迫的来自西域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把“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叹息”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江泽民对复杂而敏感的宗教问题进行多方考察 ,创造性的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应”的结论 ,为正确看待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这一认识是当代中共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宗教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文明互鉴视域下宗教中国化之思

历史上中国宗教是文明间不断互鉴交流的产物，世界宗教在中华文化浸润中持续进行时代化、中国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丰富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当前，文明间的会通融合仍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本路径。为此有必要考察当代国际学界代表性的宗教对话与文明互鉴理论——经文辩读、比较神学、跨宗教神学，并结合中华传统的对话智慧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修己以安人”等，形成以“互鉴通和”为标识性概念的中国特色对话理念。各大宗教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互鉴通和”，通过修复、重溯、回归、重构、重建、更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思想体系，是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核心抓手。     

近代西方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早期塑造

近代西方于中法战争之后对西南边疆的宗教文化同化,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兴起之际,由外来文化影响的边疆民族向“国民”身份转化的一种契机.其间,晚清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首先促成了对边地民族传统“蛮夷”身份的消解;至民国,面对西方宗教传播蔓延的势头,政府及社会精英均深感忧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由边疆少数民族、政府和社会几方面力量,共同开启了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由“蛮夷”向“国民”的转化历程.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主要体现在:科学判定当代中国的宗教状况和宗教工作形势,明确了宗教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支持宗教界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相互尊重”,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开展宗教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一致的目标,即在宗教方面“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