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的儒学与儒学传播

明清时期是贵州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贵州民族地区复杂的历史环境,客观上带来了儒学传播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民族战争、兴学校、办书院、游学、修方志等成为贵州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贵州民族地区儒学发展与传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民族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动力,而且加快了整个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儒学管理思维及其对中国企业管理意义

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可以认为,相应的企业管理模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诸多变化之中,有一个环节十分关键,那就是东方式思维与西方式思维之合流.那么,在这样一种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当代东方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儒家管理思维模式——有了相当的意义.本文相对简略地系统地阐述新儒家管理思想的脉络、传承、发展以及现实意义;分析其中的管理哲学思想,最终对其在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作出指导.在理论上研究民族文化和当代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的意义、可能性.可以说这是从一个民族主义角度出发,为本国企业在新时代探索相对有效的、合理的企业管理模式.     

先秦儒学与科举思想关系论略

自汉始,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之哲学体系,遂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之核心思想,其“道”、“贤”、“公”、“君子”、“闻达”等内容,为后世政治制度阐幽发凡,对“求至公”、“举贤才”、“尚君权”、“重声名”之科举思想之产生、发展与变迁,影响深远.以禄进贤,士人心性虽有万千气象之变化,或循君子贤士之道,自爱强志以求仁达;或饰正藏邪,巧言令色以图仕禄.然而,科举制度之总体设计,首重遴选严守儒家传统精神之士子“入仕”治政,故而科举思想正在于继承与阐发先秦儒学之价值核心,儒学最终得以走上制度化之昌盛,也正是借助了科举这一外在形式中之内在价值要求而得以实现.     

现代新儒学的思考与探源--兼论其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一个时期以来 ,现代新儒学在文化学讨论中成为热点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是冷战后世界新格局与东亚崛起的文化反映 ,现代新儒学热中存在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已经对大学生思想产生了影响 ,因而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     

论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与现代发展

一部儒学史生动而有力地表明：儒学具有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正是这种内在生命力,使得儒学能够适应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因此,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谋求儒学的现代发展,并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切实体认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依掘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来开辟儒学的发展新路,逐渐形成发展起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广大民众利益意愿的新儒学。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儒学是推动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西方“贵斗”哲学的产物。其错误是:第一,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而忽视经济、政治的因素;第二,“贵斗”哲学非人类文化性的要求。事实是文明的对话而不是文明的冲突,才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儒学提出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即仁爱忠恕之道,而且它具有贵和的传统。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平等、和谐和共同发展,正与当代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和宽容精神相合。儒学可以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     

儒学成人论对现代成人教育的借鉴意义

现代成人教育以全面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作为最高使命 ,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在获得知识、技能的同时 ,学会做人。儒学成人论所研究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其要旨是高扬人的生命尊严和主体价值。其中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明义重公的价值观、厚德载物的宽阔胸怀等 ,是高尚人格的组成要素 ,也是人的发展与完善的内在精神动力     

儒学大师牟宗三的晚年生活

牟宗三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因此被誉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漂泊海外牟宗三是栖霞牟氏家族第十六世子弟,他一生秉承家族＂刻苦攻读＂的良好家风,潜心治学,所留著述、译著颇多,共计30余部。他学贯中西,会通中...     

论中国家训的起源——兼论儒学与传统家训的关系

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源最为深厚的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家训内容与儒学精神的耦合 ,使传统儒学借重于传统家训得到广泛传播 ,而决非因为儒学的兴盛而导致家训的产生。家训起源于上古时期普通百姓父子相传、口耳相授的生产生活实践 ,是伴随着以血缘相系的家庭形成而产生的。从文字记载的历史看 ,尧舜时期就有了家训 ,《尚书》、《周易》、《诗经》中所反映的家训内容 ,对后世家训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 ,是以著述形式出现的中国家训的直接源头     

论儒学人格理论对现代企业家形象塑造的价值

本文通过系统阐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的儒学的人格理念,并将儒学浩瀚的人格理念归纳、概括为"内圣外王",进而阐述了中国现代企业家为什么需要确立"内圣外王"的人格形象,从而将现代经营管理技巧与传统文化精髓融合起来、贯通起来、一致起来,从而寻找到了企业现代化的民族文化底蕴,为建构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儒学之命运

儒学复兴已成定势。儒学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重大作用,须看清中华民族现状,以明确可能弘扬的旧学说与亟待开启的新境界。当代汉语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已有很大变化;经过人民革命,中国社会结构、相应伦理、各项制度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华民族的国际交往须遵守共同规则,中国人的社会存在中尚有不合乎这类规则的要求,因此需要儒学创新,从传统中开掘出合乎民族复兴要求的新说。儒学要寻求凝聚中华民族的方案,提供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哲学,建设适合中国人国民性的道德哲学,特别需要从儒学自身资源中开启中国思想从来没有过的法权哲学。     

论民间草根儒学及其传播机制的当代价值

源自民间的孔子儒学具有本然的民间草根性、普适性和实践性。孔子儒学反哺民众,使原生态的民间草根儒学文化元素系统化、理论化,强化了实践理性精神。传统民间草根儒学建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化、大众化、普适化传播机制。民间草根儒学传播机制的研究与重建,有利于加强社会转型期思想道德建设,匡正道德失范与诚信缺失;有利于建构我国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普适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促进社会的顺利转型,增强文化软实力。     

如何建立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对话的哲学基础--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看传统儒学现代化的可能性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然而,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化过程如何能够推进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国家?或者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会如何互动?为此,本文从文明的冲突与“全球伦理”理想的建构、传统儒学在当今世界哲学中面临的挑战和当代西方哲学观念的变革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简要地分析;并探讨了建立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对话的哲学基础,认为对传统儒学的分析不仅需要逻辑上的,更需要思想上的。     

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儒学的前天·昨天·今天

儒家文化属专制文化专家解析: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儒学社会作用方式的演变及现代转型

儒学对于社会构型的基本设想,有着义理和现实的合理性。儒学的社会作用方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在现代社会,儒学对于社会构型的具体设想及儒学的社会作用方式必须要应着时代的要求与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实现其现代转型。     

儒学文化在女真民族统治地域内的传播与传承——兼论儒学文化的北传

女真作为历史上曾经雄踞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积极学习汉族文化,以儒治国,促使南方儒学得以顺利北传。北传的儒学文化不仅使战后荒颓的中原学术得以恢复,还使儒学文化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得以普及。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虽然金代儒学无法与两宋媲美,但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女真民族在这方面的确做得优秀,难怪后来拥有共同族源背景的满清王朝贯以女真文明教化,礼乐兴邦为榜样而累世尊崇。     

论新儒家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纠结

现代新儒家群体在评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方面,经过了从交流借鉴到互不存容,再到文明对话和争夺王官学地位的嬗变历程,大致倾向是由逐渐紧张化走向缓和,再趋紧张化。其结论多是消极的,这既和他们复兴儒学的基本立场紧密相关,又与他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形势的错误认识分不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二者进行交流对话。     

论汉初儒学政治性格的基本转变

先秦儒学的政治性格是以“三代之治”为其精神源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不适应以法家学说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在汉初儒生通过对儒学进行法家化的改造,“援法入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并提出“三纲”、“德主刑辅”的思想,实现了政治性格的转变,从而完成了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契合,并实现了儒学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