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30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1982年宪法成为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1982年宪法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通过宪法治理初步形成了社会共识,凝聚了民心,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未来的宪法发展应当以宪法理念为本,重视宪法运行机制,以宪法意识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的发展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维护人类和平与人的价值。     

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理论背景。就自身理论主张而言,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政府合法性获取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有利于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建与巩固。治理的效能目标和民主诉求,对转型期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建与巩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认真对待我国宪法文本

宪法文本是一种价值与规范体系,其存在形式表现为文本之上、文本之下、文本之内、文本之外,构成完整的价值与规则体系.“82宪法”体现了让社会治理回归制度理性、弘扬人性旗帜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民众权利保护诉求的积极回应和满足,是对人的尊严、制度理性的恢复与塑造,3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通过宪法实现的.我们要肯定宪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尊重宪法文本,坚持宪法的基本立场,从文本出发思考、解释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宪法问题.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应当保障宪法的规范效力,以我国宪法文本为基础,建构解决我国问题的解释技术、解释程序、解释理论,关注实践中的宪法问题,突出宪法的调整功能与社会问题的宪法化,在宪法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宪法价值共识与宪法实施

宪法价值共识就是认同并形成以宪法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共识,即整个社会成员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及国家工作人员内心认同而形成的以宪法价值为共识的价值观与价值体系,并使之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规范。宪法价值共识是对宪法价值的认知与感悟后而生成的一种价值信仰,它是宪法实施的内在动力机制,宪法实施的好坏就是宪法价值共识认同度的晴雨表。宪法价值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进而生成宪法价值共识,主要是植根于人类普世价值文化与民主社会基础之上。从宪法价值共识的角度来认识宪法实施的话,就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以宪法价值为共识的价值体系与价值信仰,无论宪法规范的实施,还是宪法审查制度的确立,皆以宪法价值共识为内在的驱动力,否则,宪法的实施或许依旧是一个百年来的"高贵之梦"。     

政治合法性的满意层次理论

长久以来,在政治学理论层面上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仅停留于研究合法性的类型、作用及意义上。任何一种人类中的社会形态都同样面临着这个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尤其到了现代社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一种制度要想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就要有他的合法性,同样,国家的和平安定也取决于政治的合法性。本文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阐述社会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满意层次理论,以及该理论如何评价政权的合法性程度。     

论转型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基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思考

哈贝马斯对合法性与合法律性作了区分,因而对合法性的考量就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行为的合法律性,一是制度的合法性。合法律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张力,转型中国的宏观调控存在着这种张力,表现为宏观调控一方面法律依据不完整,另一方面社会共识不充分。保障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就要完善宪制,实现权力价值转向,努力求得社会共识。     

价值认同与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当代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应当是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政治系统追求政治权力统治效能的有效性、制度规则的合法律性以及谋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它只是在追求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而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达成的价值认同才构成了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基础。政治权力主体只有将这些价值共识通过实践性活动体现于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与实质基础之间的融合,才能为当代政治合法性构筑坚实基础。     

信任与政治合法性

信任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互信关系、依赖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承诺与践行关系.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政治合法性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互动双赢格局.本文以信任为切入点,以信任的视域检视政治合法性,以期从中梳理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论公民文化与宪法政治

公民文化是政治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中，公民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息息相关，可以说，它们是支撑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我国在建设宪法政治的过程中，也必须认真对待公民文化对于宪法政治的支撑作用，并从宪法社会化的角度出发，探索公民文化对宪法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来说，正确处理公民文化和宪法制度的关系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诉求的演变及其在转型期的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的全法性基础经历了一个从个人魅力型向政绩型的转变过程,在转型期,对于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将怎样重构执政的合法性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关系及其调适

现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实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学术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之间是既相统一又相冲突的关系,因而应当确立一种"动态统一"观来认识和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有效的调适。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权力都有一种合法性诉求，希望得到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进而得到他们的信仰和服从。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论证有两种典型思路，一是社会契约论，二是功利主义。尽管两者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内在统一的。本文即试图透过对这两条基本思路的考究，探寻一切政治权力籍以获得“合法性”的基本因子。     

论我国宪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寻找当代中国的共识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时代课题,其目的即在全社会中构建起一种全新的时代共识。而要构建起这种共识,则需要通过宪法之实施加以实现。宪法中所体现的共识是社会价值的基础,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大量规范本身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互重合,更重要的是,唯有实现宪法中所体现的诸多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会具有牢固的基础。因此,宪法实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     

巩固中共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以公民社会的视角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共政治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对于巩固中共政治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扩大中共的执政基础;有利于防止腐败,提高党的公信力;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也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党和政府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发面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困境与对策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合法性遭遇了诸如政治参与度不够、腐败现象频发等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政治文化多元化、现代化的因素对合法性基础形成冲击等原因,提出了加强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确保政治过程中的守法和提高政治产品的有效性的建议。     

宪法实施与宪法治理理模式的转型——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

30年前，全园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82宪法）。30年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82宪法成为国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退步。如何评价30年来宪法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治理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机制？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内涵与基础

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机构为解决某一公共问题而制定和实施的具有权威性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是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公共政策的合法与否是一个国家政权或政府能否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因此,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对一国的政治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公共政策合法性内涵和基础进行简要论述。     

变革政治社会中的宪法变迁和宪法保障——中国宪法在改革时代如何应变、成长和发展

<正> 一"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法,才是"政治之子",而作为根本法或总章程的宪法却是"政治性特别强的法律"。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变革时代的宪法提出了双重要求:1.由于宪法规范高度原则性和简括性的特点,以及宪法预测能力的局限,更因为国家     

历史精神与宪法:严复《政治讲义》论析

在严复的著译作品中,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是惟一一部专门阐述"政治科学"的著作,这使该文本在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严复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阐释政治学说,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本文尝试从宪政史的角度对严复君主立宪思想的背景与特质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严复那一代知识人思考政治法律问题的方法。同时,对严复在《政治讲义》中提出的量化的自由观、有责任的政府观、地方自治论等进行阐释。     

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可行性

宪法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得以实施,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这种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与我国现行体制并不相悖,具有合法性,而且在实践中已有相关探索,在当下中国完全具有可行性.当务之急是积极主动地走进“依宪释法”这扇宪法实施之门,在广泛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全面适用宪法,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