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判词研究

中国古代判词研究汪世荣在制定法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判词作为律例作用于具体案件的产物，反映和体现着律例的实施状况和结果。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来说，当运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律例进行法律调整时，绝不可能根据立法者在立法时预先设定的情况机械地进行。...     

中国古代判词名篇鉴赏

中国古代判词名篇鉴赏●王怡红清顺治年间有一地方官于成龙，曾就罗城人冯汝棠的女儿婚姻不遂案件作出了堪称杰作的精彩判决。冯女名叫婉姑，不仅姿容美丽，而且擅长诗词，与私塾教师钱万青两相爱慕，私订婚约，又托媒人说合，并得到冯的应允。纨绔子弟吕豹变，目不识丁，...     

一份文字精当的古代判词

<正> 【原文】有陶文凤者,涎弟妇丁氏美貌,屡调戏之,未得间。一日其弟文麟因事赴亲串家,夜不能返。文凤以时不可失,机不可逸,一手执刀,一手执银锭两只,从窗中跳入丁氏房中,要求非礼。丁氏初不允,继见执刀在手,因佯许也。双双解衣,丁氏并先登榻以诱之。文凤喜不自禁,以刀置床下,而亦登榻也。不料丁氏眼快手捷,见彼置刀登榻即疾趋床下,拔刀而起。文凤猝不意,竟被斩死。次日鸣于官。县不能决,呈控至府。     

一篇通篇讲道理的古代判词

这是一篇从头到尾,通篇说理的古代判词。作者是清代一位善于断狱的审官,名叫于成龙。清康熙十三年任广西省罗城县令,颇有政绩,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清官”。后迁升湖北黄州、武昌知府,再任福建藩司,两江总督。他所写的判词,由后人集为《于成龙判牍》.这是其中的一篇.该篇词是针对一个械斗案的判词.械斗俗称“打群架”,危害十分严重。往往双方死伤人员甚多,焚烧房舍无数。在封建社会中也是为国法所难容的。     

论中国古代判词中的修辞论证

古代中国,判官们在撰写判词时喜欢以文学化的语言叙事和修饰。这是一种修辞论证方式,目的是要说服当事人、说服听众,实现情理法的统一。文学化的修辞论证是古代中国人司法智慧的展示,可以用最低的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定纷止争”的目的。     

中国古代判词的法学与文学价值

制作好判词是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判词要进行规范评价、旁征博引,就有一个引经据典的叙事说理过程,从而使判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不可违拗的说服力。古代判词的价值评价往往通过文情并茂的文学表现形式加以展现出来。对古代优秀判词加以批判地继承和转化,从而将今天的裁判文书写得更加完美,也会有利于今天的法治文化建设。     

中国古代判词与当代刑事判决书对比研究

中国古代判词作为古代司法官员听讼断狱所制作的司法文书,反映着中国历史上的礼法文化传统。当下中国的刑事判决书改革,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庭审制度和制判模式,而且需要从我国的本土断案决狱文化中汲取营养,把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从而更好地推动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判词进行分类,继而从古代判词的文学性特征、道德化倾向、天理、人情和法意的兼顾、文本结构和用词的感情色彩等角度探讨了古代判词与现代刑事判决书的差异,并揭示了其对当今刑事判决书改革的启示。古代判词的这些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古代社会的司法目的,对于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判决书改革也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古代司法官员审理案件的具结文书。中国古代判词融情、理、法于一体,运用情感和道德的说理艺术,具有明显的伦理化色彩,但其注重寻求个案的实质正义和宣教意义,不失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份值得珍惜的遗产。重新认识和评价古代判词的内在精神实质及其效用,有利于革除我国现行司法判决文书刻板化、程式化的弊端,推动司法文化的改革和进步。     

尘封的判词

在江西省瑞金市城郊,有一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旧址群。在旧址群中,有一栋普通的民房,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最高法院)旧址。旧址陈列室内保存了苏区时期临时最高法庭的一份批示,其内容是:“瑞金县苏裁判部第20号判决书,关于朱多坤处以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多坤一名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不过是贪污怀私及冒称宁石瑞三县巡视员等等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多坤曾组织游击队,参加过革命,又年已72岁,因此减死刑为监禁。此批,瑞金县苏裁判部。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从形…     

浅谈清代判词的说理

在我国历代司法文书的制作中,“判”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清代的“判”,继承和发扬了历代“判牍”的优长之处,形成了特有的一种文章体例和风格。它不仅在叙述案情事实方面,明晰具体,简洁生动,而且更重视对理由的阐明,说理透彻,令人折服。本文通过介绍一些实例,浅析一下清代判决在说理方面的可供借鉴之处。清判没有严格的格式,也不象现在的判     

传统判词书写的当代反思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在不断地反思教训、不断地总结经验。近年来,不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对我国法院制作的判决书提出诸多意见。普遍认为,我国判决书存在着判决书写公式化、判决理由简单化,甚至缺少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等问题。有人认为不断地吸取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提高法官的理性思维、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能力,才能提高法官们撰写司法裁判书的能力。但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更应该让我们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尤其是传统判词书写中吸取判词书写的精华,改进当代法院判词书写,使判决书更具人性化和法理说服力。     

陕甘宁边区刑事调解判例判词点评

案情李锁子两岁时被李高氏夫妇收养,并随养父学习木匠。养父去世后,李锁子先后跟随高木匠、刘木匠     

樊增祥判词语言的礼法文化价值

历代判词是中华法律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中华法律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试图从探讨樊增祥判词语言雅与俗的特征出发，说明他的用词用语无一不是受看法律文化价值观念的的影响与制约。也就是说，樊增祥的礼法文化的价值观，支配着他的语用方式，决定着他的判词语言的风格特征。     

论唐代判词中的维理解释

在中国古代,情、理多以非正式性法源形式存在。＂情＂的含义是很形象具体的,它可以是案件实情,也可能是判断事情时的人情标准。而＂理＂的最初含义似乎更抽象一些,但＂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缺少理学中的抽象和哲学化意味。而当情理作为解释制定法的方法时,情理更加注重的是说理的方式,体现出很强理性逻辑分析的能力,即所说的维理解释方法。在唐代判词中,这种方法多有运用。     

判词点评——“阿宋诉李膺杀人案”

古代判词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本刊从本期开始设“古代判词点评”专题,对从先秦至民国的经典判词邀名家进行精彩点评,深刻剖析历代的法律思想、制度等,揭示判词背后蕴涵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司法理念。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的法文化现代价值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中国历代判词语言传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这种法文化精神现在依然封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礼法文化（包括以礼代律、以礼补律、以礼断狱）的现代价值，恶讼文化的现代价值，重证据的现代价值和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等，都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     

从《折狱新语》中看判词语言的形象性

从《折狱新语》中看判词语言的形象性编者按：本刊于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刊发了杨淑芳同志《试析法律语体选择语言材料的特点》一文，文章提出，法律语体以运用消极修辞为主，象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比喻、比拟等辞格，法律语体是绝对排斥的。本期再刊登田荔枝园志的《从（折狱新...     

宋代判词语言“散”化走势及其法文化精神特征

宋代判词语言是中国历代判词语言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变唐代的骈判为散判，为判词语言的完全成熟创造了物质条件，使判词的司法功能更加凸显。宋朝最具代表性的司法实判集绿当属《明公书判清明集》，从法文化的视角分析其语言风格的特征，对现代司法文书的写作和传统法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消失的她》：一个案件不止是一句判词

<正>“何非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沈曼因寻衅滋事罪等被刑事拘留30天,郑成等M剧团成员被驱逐出境等”,黑底白字出现在影片结尾。我们跟随着剧中一个个人物在历经心惊肉跳地奔跑、哭喊、翻转、醒悟后,走到了每个人最后的结局。法律给出了终局裁判,每个人都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判词背后是复杂的成因和行为,是人的情绪、认知、动机以及与他人的关联。这个影片花了2个多小时,想要告诉我们的正是：一个案件最后会归结到一句判词,而回过头看,这句判词所传递和蕴含的又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