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观：刑事和解的另一种解读

社会契约论预设了国家权力源于公民协商基础上的契约这样一个前提，作为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刑罚权也来源于个体权利的让渡。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存在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着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冲突关系。刑事和解制度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注重刑法领域中犯罪人与受害人冲突关系的调适，立足于从抽象的国家法益保护转向具体的被害人保护理念的转变，从满足社会“公意”的报应情感到关注被害人的实际利益，注重平复被损害的人际关系。     

中国古代笞杖刑罚的历史分析

中国古代的笞杖刑罚体现着严刑峻罚的思想,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法家文化的“重刑”主义、君主专制主义,儒家文化的“礼治”思想、“三纲五常”以及秦汉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都对笞杖刑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世俗民心的角度分析,家法族规、学府规训等民间笞杖责罚则对笞杖上升为刑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笞杖下的权力意识、变态心理则更是促使了笞杖刑罚的根本扭曲.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身体的“权力重负”——福柯刑罚思想的身体视角

在福柯的学术话语中,身体是权力的基点,是刑罚的受体。从身体的视角考察福柯的刑罚思想,可以发现,身体负载着权力、规训、控制、监禁等诸多法律意义。通过身体改造灵魂,使刑罚走向理性化和制度化,人的社会意义进一步澄明。     

如何理解和识别累犯与“从重或加重刑罚处罚”之间的单向对应关系

构成累犯的应当从重或加重刑罚处罚,但从重或加重刑罚处罚的却不一定是累犯。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和识别累犯与“从重或加重刑罚处罚”之间的单向对应关系。     

公共权力异化的内在矛盾机理探微

公共权力的异化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它的深层根源是公共权力的“所有权”与“行使权”的分离;导致公共权力异化的内在条件是“职权”脱离“职责”;造成公共权力异化的外在条件是“行使权”与“监督权”的不对称。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出路,必须从“职权”与“职责”的统一入手,均衡“行使权”与“监督权”的张力,完善社会监控体系。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受刑人权利作为国家刑罚权力的对立存在,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即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知识的分立、整合及其路径

“学科”原是教育学的一个概念,福柯揭示了“学科”包含的“规训”与“权力”的实质,使其成为批判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话语工具。作为研究犯罪与刑罚现象的刑事法学,要受到学科制度的规训,遵循“权力—知识”的存在规则。刑事学科制度界定了刑法知识生产的场域,决定着刑事法人才的培养和学术职业样式,规定着刑法知识生产的模式。在“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产生,并经历分立—整合的嬗变过程。同时,刑法知识的生产被围囿于各个刑事法学科之中,难免自我满足和自我封闭。鉴于刑事学科的这种现状,有学者提出刑事一体化思想,强调刑事学科之间的融合,主张整体化、跨专业的研究,从而针对犯罪现象提出全面深入的原因分析和有效合理的对策措施,更深刻地理解刑法学的法条、法理,真正认识诉讼程序的价值和应用,为决策者、立法者、司法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支持,推动刑事法治的进程。     

社会治理泛刑罚化到社会化——以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为例

公安派出所的执法发生在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交接地带,处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互动的最前线,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社会治理难点和痛点,是观察、理解和反思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最主要场域。犯罪对象的扩大化、兜底条款突破罪刑法定、一审刑事案件的增加和罪犯的增加等只是"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表象。"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本质在于,变迁中的刑罚不断展现出来的功能客观上让国家权力更多地侵入公民私权领域。通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不仅可以更好地从相对面理解"社会治理泛刑罚化"这个模糊的概念,更重要的在于观察和思考基于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和法治化取向,进而从"手续到程序"、"证据到证明"以及"权力监督到权利救济"等角度来消解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场域中的"社会治理泛刑罚化"。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英国欧陆均势政策的原因探析

均势既是国家的一种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又是国际体系的一种运行状态和存在形式。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将均势政策视为一种"金科玉律"或国际政治铁律,有着深刻和复杂的根源。在近现代欧洲国际政治中,面对欧洲大陆一系列统治者屡次掀起的追求霸权的狂潮,作为欧洲大陆外缘海岛国家的英国,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采取均势外交政策,制衡和打击霸权追求者成为英国在此期间经久不息和坚持不懈的政策与行动。     

试述公安机关在打黑除恶工作中应提高的几种能力

尽管当前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黑恶势力犯罪仍然处于活跃期，仍然是严重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威胁基层政权建设的突出问题。作为打黑除恶主力军的公安机关，如何继续有所作为，是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立法功能——从司法解释的角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呈现出了准立法属性.这种司法立法现象发挥着弥补成文法缺陷、发展续造法律等独特的功能,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由于与传统宪政分权理论相悖、缺乏民主合法性等原因,它又受到人们的质疑.事实上,只要采用适当的措施和机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完全可以趋利避害,在有效发挥司法立法的独特功能的同时,缓解乃至消除司法立法在正当性上的瑕疵.     

走私文物罪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作为文物大国,我国一直是文物犯罪的高发地。走私文物罪是文物犯罪的重要类型之一,其犯罪手段隐蔽,犯罪性质恶劣,造成的危害后果难以挽回。文物的独特价值决定其本身无法复制和仿制,文物一旦被偷运出国门,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损害不可估量。由于暴利驱动和犯罪方法的不断升级,走私文物犯罪集团作案手段的智能化和国际化,使得我国文物保护的任务日益艰巨。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强化管理、扩大宣传、密切国际合作等,寻求有效的防控文物犯罪、特别是预防走私文物行为的综合对策。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分析

在检察机关的众多权力中，公诉权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权力。检察机关的性质应当由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这种核心权力，而不是由检察机关中的侦查权、抗诉权、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建议权等来决定。公诉权的本质是请求权而不是监督权，其权力本性是“诉”，即使它可能起到的某种“监督作用”，也不宜将其定性为监督权。     

新闻媒介的职能权力

媒介权力是传媒在职能范围内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力量。新闻媒介权力有两个根植于职业自身的基本特征一是政治性，但又不是政治权力机构；二是中介性，即事态与受众、舆论与决策的沟通者。防止媒介权力的越位、泛化和滥用。，建立健全对媒介的监督机制，制止媒介腐败。     

国外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及其借鉴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西方一项古老的伦理和法律原则。该原则不仅是一种比较有效地防止国家滥用权力的制度保障,更是被刑事追诉人的一项基本人权。掌握和探讨其他国家适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上不同的特点,可以为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提供借鉴。     

"就业能力"论

“就业能力”概念是根据大学生就业竞争市场提出来的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再单纯指某一项技能、能力 ,而是学生多种能力的集合 ,是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这一概念的提出 ,正体现了当前社会求才、大学生个人成才、高校育才多方面的特点和需要。这一概念有其充分的生存依据和发展空间 ,有其明确的目的和意义。     

关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问题的思考

现代国家是各国现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如何搞好国家政权本身的建设是一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国家并不排斥对外战争,一个民族并不必然与另一个民族分享自由,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民主进程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内在矛盾。     

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的历史分析

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份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它到底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权相匹配。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事权"不断扩大,而它的"财权"却很有限。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农村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农村基层政权将负担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