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罕言比兴论

比兴是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核心。感物兴情,发而为诗,是唐代以前诗人共同遵循的作诗原则。但宋代诗歌却少用比兴,这与他们主＂务内之学＂、强调＂以意为主＂、重视＂学人之诗＂、追求平淡诗风等有密切关系。但宋人诗学并非罕言比兴,且将比兴手法大量运用于词中。     

“阐释”阐释了什么——兼论作为现象学的“深层阐释学”的可能性

当前的中国阐释学研究,对于阐释主体和阐释活动都有着深入的思考。相对来说,作为"阐释"之第三维的阐释对象受到的关注比较少。文本或语言被视为当然的阐释对象,但阐释对象是不是仅指文本或语言?借助西方阐释学对于"语法的阐释"和"心理学的阐释"的区分,可以追究文本或语言背后的阐释对象,即体验。通过对体验这一最终阐释对象以及对其理解和把握的现象学分析,可以理解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一种在现象学的视域中得到理解和拓展的、跨文化与跨文明的"深层阐释学",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发展的理论资源。     

论党对“双百”方针的阐释

＂双百＂方针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已经深刻认识到文化的发展规律,并能够尊重规律、运用规律。党对＂双百＂方针的初步阐释,还不成熟,带有理想化色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双百＂方针的进一步阐释,既赋予了＂双百＂方针新的内涵,又对贯彻＂双百＂方针提出了新要求。党对＂双百＂方针的阐释,是我们理解和执行＂双百＂方针的理论依据。实践证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放＂不＂鸣＂不行,放任＂放＂、＂鸣＂也不行。要根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完善＂双百＂方针。     

“澄明”与“书写”——论文艺阐释的两个实践维度

作为人文学术的枢纽,“阐释”负载着丰沛的实践潜能。在文艺的阐释实践中,不难提炼出两种主导性的阐释路径。其中,“澄明性阐释”遵循确定性原则,试图发掘出文本中稳固的意义内核;“书写性阐释”遵循不确定性原则,致力于激发读者的能动性,促使其对原初意义加以想象、延展乃至“二度创造”。书写性阐释对无限的追求使文艺作品充满魅力,但倘若脱离澄明性阐释所带来的限度,任何“书写”都将失去立足根基而落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因此,有必要关注两种阐释策略之间的复杂关联,使二者形成更富张力的动态平衡。     

论“看看”语义的古今演变

＂看看＂在古今汉语中是一个使用频率都非常高的词语。＂看看＂最早见于唐代,用法和意义比较复杂,而且在量增式动词重叠向量减式动词重叠的转变过程中极具代表性。本文依据典籍资料,利用文献考证、数量统计等方法考察了＂看看＂的古今意义演变,认为该个案的探究对于研究动词重叠式的源流乃至其语法意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钱钟书“阐释之循环”论的学术价值

钱钟书学贯中西、识见超卓,在他的《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在征文考献的娓娓谈论中,随处有深刻的思想闪光,给读者以极大的启迪,“阐释之循环”就是其中一例。其“阐释之循环”论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扼要分析了这种理论形成的原因,并对其在学术上的价值以及对现实的意义做了讨论。     

当前中国“早教热”的社会学阐释

儿童早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的热点问题.本文介绍了“早教热”的具体表现,从社会文化、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三个方面阐释了“早教热”形成的原因,分析了当前“早教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旅行观”阐释与文化哲学建构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引介过来的旅行观,其实在文本阐释中也是适用的。文本就构成了这样一系列的既在此处,又不在此处的旅行模式。通过借用其对于因果观念及因果关系的推论,文本的实体地位也是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用因果链条联系阐释两头的文本,阐释学理论家创新性地提出了文本的几种可能的旅行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文本旅行观的文化哲学构建。     

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困境与出路——从“强制阐释论”谈起

19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论被大量译介进国内,主导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格局和思维,在其译传的初期,或许激发了批评家的热情,但在今天已经开始阻碍批评家创造力的发挥。本文在对近年学界的热门话题"强制阐释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认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出路在于研究中国的文学现实,并充分尊重当前的跨文化语境,积极吸收国外文论的有益因素,创造包容并蓄开放的理论格局。     

阐释与反对阐释——对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一种"阐释"

表面看来,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似乎与阐释人类学的主张直接相悖,然而,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所反对的并不是阐释本身,而是单一的规则的某种阐释.近来人类学学科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阐释人类学与阐释学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强调深度描绘来阐释内部的意义.它所强调的阐释并非桑塔格反对的那种单一化的阐释,事实上人类学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一直都在尝试多种阐释形式以求达到恰当真实的反映文化的目的.总之,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主张其实与当代人类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研究议程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反对阐释的正确理解对于理解阐释人类学具有相当的参照意义.     

论文化阐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我们时刻能够体会到中国文化对汉语的深刻影响,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如果学习汉语,不把握汉语的文化内核及相关的社会习俗背景,就很难掌握其精髓,很难灵活而准确地运用汉语进行交际。所以,对外汉语教学既是语言教学,同时又是文化教学。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统一性,是对外汉语教学最根本的特性。     

论孙犁在阐释鲁迅时的几个问题

孙犁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形成了对鲁迅的比较定型的阐释思路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这大体可以描绘为: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待鲁迅及其作品,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鲁迅的全部文艺活动和意义与价值。他所进行的阐释工作是具有某种标本意义的,因此其有关工作中的某些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的问题也就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阐释的双重界限：意蕴预设与有效性判定——兼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问题的理论空间

"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以新的视角融摄了经典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之间的张力,并且在公共性的基础上理解了阐释本身的动态性及其内在机制。从诠释学理论的文本中心与主体中心两个层次上,阐释的有效性与文本的意蕴预设本身都围绕着文本性展开,而在有效性与文本性之下,还必须看到公共理性和阐释语境的基础价值。从文本与存在之间入手,提出有效性问题的吊诡在于文本意蕴的预设指涉了有效性,而主体体验则消解了它。从文本阐释到公共性建构,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提供了一种公共性建构的"文本性"范型,而有效性判定与意蕴预设被纳入公共性的动态机制之中,成为阐释实践的一部分。     

论敦煌壁画文化及其意义阐释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内容,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各阶层的种种事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隐含着极其丰富且至关重要的历史信息,是一部形象而生动的历史。“聚沙成塔”是依法华经·药草喻品所绘,本文试图通过这一形象而具体的艺术作品来揭示敦煌壁画所蕴含的佛教文化、儒家思想、道教思想以及当时社会生活场景,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敦煌壁画体现出来的异质文化的融通与协调问题。     

“小康”概念的历史考察及文化阐释

小康"之说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影响极为广泛.邓小平同志对它的巧妙借用,给这一古老的历史概念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对新时期里我们所追求的发展状态与奋斗目标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形象表述.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小康"概念的内容都不是单一的,它们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关怀内容.了解这种相通性,有助于我们对全面小康目标的全面领会与理解.     

论王维诗风的演变

《新唐书.文艺传》将王维与沈宋并列,唐代宗称王维为"天下文宗",这些评论透露出他的诗风的两个方面,即王维诗歌经历了从宫廷诗到非宫廷诗的转变,前期诗歌少有真性情,属于宫廷创作模式;后期诗歌有诗人性情之美,雅俗共赏,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属于大众模式。后期诗歌更符合传统的温柔敦厚之审美旨趣。     

和谐社会的美学阐释

和谐在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古典美学中有崇高的地位,用美是和谐这个美学原理来描述和概括现代社会政治是美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尝试。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追求的结晶,对政治进行审美构建和评价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一场追求社会进步的伟大实践,从美学角度看,人的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美好的政治体制、政策导向等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从美学角度构建和谐社会的优越性表现为能超越时空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论清末民初国家机构的演变——一个“制度决定论”的视角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处于剧烈转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更迭频繁。借用“制度决定论”来考察这一时期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以及对国家机构变动后的分析。得出二点结论：落后国家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社会整合;制度的变迁要与国情相适应。     

“80后”的诗歌创作及其历史境遇的文化阐释

从“80后”的诗歌文本入手，结合其历史境遇进行阐释。在文学层面：切入当代，追求诗的时代活力的写作向度；在美学层面：继续沉溺于后现代，用个人化了的“反崇高”和“冷抒情”呈现其审美趣味；在生命学层面：通过体验主体生命与客观世界的关联，唤醒自我的本真和精神的自明；在社会学层面：恐惧和希望的折叠，构成了一种存在的自卫机制。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

意识形态理论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使人类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向、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以及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出发,可以理清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