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教化与德性培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双驾马车”

近些年来发生在高校校园内的恶性伤害事件一再地拷问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对个体内在"德性"的塑造,却忽视了"德性人"在现代社会中应首先作为社会人而存在。党的"十八大"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此背景下的"社会人"也是"法治人"。因此,兼顾制度教化与德性培养,塑造大学生的"法治人格"和"道德人格",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在强调制度教化的前提下凸显制度的道德属性,并且积极推进德性培养的制度化,是今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努力方向。     

德性与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的伦理道德论说与可能启示

善是人类道德的一个永恒话题。亚里士多德将幸福论界定为"德性——实践——幸福"的理路,他一方面强调德性,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实践"与"善行"。德性是能够促使一个事物实现良好状态的实践性品质,它置根于人的现实活动中。德性的展开与实施需要由具有德性的个体进行"思量",这种思量就是德性的实践智慧。实施"中道"与避免不自制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两个方面,两者共同决定了德性"至善"的达成。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看,德性的养成源自教导和社会习俗的生成,为此,教育尤其是德性教育为个体德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德性构建论说也为我国社会和谐伦理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能而有益的范式。     

城市社会——法治的社会基础

人是社会永恒的主体。在对社会秩序进行整体规范的法治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必然是人。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整体的人、社会的人。因而我们在研讨法治时，考察个体的人在法治...     

从分歧到共融：规范德育与德性德育之间的理性架构

规范德育与德性德育是道德教育的两种基本范式。基于不同的价值导向,两者各具偏执：前者强调社会道德规范之灌输而忽略对德性的终极追求,后者则注重个体德性生成而忽视了社会道德的规训功能。实践表明,两者的对立与分歧皆不利于道德教育的有效实施,共融并进才是其合理路向。由分歧走向共融,架构一种介于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之间的、以社会道德规范为基本支撑、以个体德性生成为终极目标的道德教育范式是当前道德教育的理想路径。     

困境与出路：“闲暇”视域下大学生德育现实反思

闲暇的空间是理想化的空间，闲暇视域下道德现状是对个体的自由、自为状态追逐下的时代精神和德性特征的真实诠释。闲暇视域下大学生闲暇生活状态却陷入了“乌托邦”式的“闲暇”悖论，指导闲暇德育的伦理层次也呈现混乱，美德伦理丧失了闲暇德育中优先序列，德性成份背弃，降低了大学生闲暇德育实效。解决这一问题要重构德性与闲暇的关联，注重“需求、体验和德性”三个重要范畴，建立起打破这一困境的隔离区，这才是现实出路。     

公民道德教育应从行为规训转向德性养成

行为规训和德性养成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二者共同影响着公民道德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在公民道德教育中人们片面重视行为规训、制度规范的德育功能,忽视了道德修养、德性养成、人格教育,出现了道德信仰失落、道德行为失范等德性养成缺失。因此,公民道德教育不仅要重视道德规范约束、社会舆论监督等行为规训,还应当注重道德修养教育、个体道德内化等德性养成,促进公民道德教育从行为规训向德性养成转型。     

德性和德行如何步调一致

德性和德行本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均以理想人格的构建为崇高目标。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德性由于未能很好地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相适应,而造成德行与德性的渐行渐远。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律规范和道德教化的结合,既要以先进的道德来滋养法治精神,又要用完善的法律制度促进道德的发展。     

高素质政法队伍的职业伦理培育探析——以传统法文化为视角

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教育整顿政法队伍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要求我们提高法治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准。从传统法文化视域观察,"德治""民本"是我国法治队伍建设的传统哲学根基,传统官箴文化中的"清、慎、勤"也是当下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探究传统法文化中有关官员德性的内容,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当下教育整顿政法队伍有重要价值。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领导者节制德性涵养研究

国家治理要求领导者保持勤俭节约良好作风, 要有节制的德性。 但由于种种原因, 节制德性在一些领导者身上日渐淡薄。 当前廉政建设中反对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的 “四风” 和 “三严三实” 教育, 就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和培育领导干部的节制德性。 由领导角色的特殊性决定, 领导者必须驯服欲望、 节制权力、 克制情感、 抑制冲动、 约束享乐。 这不仅是建设性领导的前提, 也是领导者个体生命发展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培育领导者节制德性, 具有着紧迫性和关键性。     

论依法行政中的德性

立足于行政法治的角度对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认为以德行政是依法行政的基础,依法行政是以德行政的必然结果;以德行政包含于依法行政之中,依法行政是对以德行政的逻辑推演等。为此, 法性不得代替德性,传统依法行政理论中由于割裂了二者的关系,以致依法行政的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德性可以单独进行分析,但若将它置于依法行政之外探讨就无太大的现实意义。     

百家论萃

“以德治国”的目的是强化“法治” 　　“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其目的是要真正强化和实现“法治”。 　　一是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具备“法制”观念，解决党政领导干部职位道德问题。没有法制观念的领导干部大多希望“权大于法”，这样做的后果是社会效益会降低，腐败的效率却会提高。 　　二是要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解决执法过程中的缺德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原因就是有些司法干部的德性修养太差，利用案子徇私枉法。要实现“法治”，关键的仍然是要在司法系统大力倡导一个“德”字。 　　三是…     

论密尔思想中的幸福、自由与德性

幸福是密尔伦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因而也是其自由思想的基础。不受干涉的自由权是消极的个人自由的维护,而个性的自我发展则是个人自由的积极实现,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密尔自由思想的完整内容。这两种自由在个体德性的生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密尔的德性概念是从属于幸福概念的,这也是他的道德选择中出现相对主义的理论根源。     

新时代中国青年在仪式场中的荣誉感考察

“荣誉感”作为个体对来自国家和社会褒扬与赞誉的主观感受及自我肯定性的心理体验而言,本质上是个体一种内在的德性,是个体在组织或国家社会参与中衍生的感知体验;其对于个人生活及社会参与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或价值。通过考察青年群体在国庆仪式中的荣誉共识及再建构过程。     

走向法治: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家走向法治是政治文明的体现。从政治学角度看,精良的制度、合理的结构和充分的绩效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识。在实践中,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同步建设,将促成一个法治中国的建成。     

荷马社会的“好人”与“好生活”

“好人”与“好生活”是荷马社会在人类道德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话题。荷马社会的“好人”需要具备符合逻各斯的灵魂的知识或“高尚”地去选择与实践。“好人”的现实诉求是过上“好生活”，但选择满足“个体欲望”和寻求“优雅”这两种“好生活”方式之间出现了德性冲突。荷马社会认为，如果“好人”始终是德性实践主体，那么这两种生活都属于“好生活”。“好人”与“好生活”共建于和平的社会愿景中：“好人”是“好生活”的构建主体，拥有不同程度的德性能力去主动选择具有自我价值的“好生活”；实现“好生活”需保障“好人”在优良的道德环境下成为“好公民”。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是现代社会法治的内涵与核心。法治文化要体现法治与德治的融合,只有两者在实践中互通互动,才能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实际作用和优化作用,从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西方公民德性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西方公民教育思想史上，公民德性教育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公民德性教育核心理念和具体内容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大致可以把西方公民德性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典公民德性教育思想阶段、古典公民德性教育思想的转型阶段、现代公民德性教育思想阶段和当代公民德性教育思想阶段。回顾和反思西方公民德性教育思想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把握西方公民德性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建构我们国家的公民德性教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礼治与法治：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治国思想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仁爱、友善的德性意义,都主张中庸之道,但二人在治国模式上却衍生出了礼治和法治的不同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此后数千年国家治理模式的走向.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礼治与法治的分野的实质在于对权力的论证抑或是制约.     

法治政府的权力品格

法治政府的权力,既要具备管理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也要达到规范性的基本要求。权力为民,要超越"强力与服从"的传统关系逻辑,内聚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权力德性,并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实现协同治理,从而充分调动权力系统的集体行动效能,彰显现代法治政府的先进性。     

中庸的本真含义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中西传统伦理的共同信条,中庸被古代贤哲置于伦理德性核心的地位,因为,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以及个体心身的和谐本身就是一种中庸的状态。就其本真含义而言,孔子中庸之道的内含和实质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有诸多共同之处,都含有适中、恰到好处、凡事不过头之意。其深刻的辩证性作为人类共同思想智慧的理论价值,对当代人德性修养与和谐社会构建无疑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