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司法利益的互换。域外的立法实践证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其存在的土壤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域外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具体的设计中,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针对特定的对象,在严格的条件下实施;适用程序为检察机关具有发动权,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及最终的决定权;适用类型为罪行豁免,但不适用享有拒证特权的污点证人;同时,为了保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国还应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     

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之创设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我国,设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很有必要。应当创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以适应我国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应选择合适的豁免模式,并从适用范围、实施程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创设。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体系完整的法律制度,其独特的豁免方式在打击贪腐犯罪和保障人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引入和移植该制度时,有必要通过分析比较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谈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能作证,是一种特殊证人。污点证人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本身有犯罪污点;但可以转而为国家公诉机关担任控方证人,来换取其刑罚的豁免。该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人、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使用,以适应我国司法现实的需要。从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势在必行。     

刑事诉讼法论域下的证人豁免制度建构

证人豁免制度有别于立功制度、辩诉交易制度,采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或刑事责任豁免来指称证人豁免制度存在着豁免主体不明、豁免权与拒证权混淆以及豁免方式上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司法理念的变迁以及司法实践的渴求为证人豁免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立法和司法据理。在我国构建证人豁免制度,必须在符合我国法律传统、刑事诉讼价值偏向、刑事犯罪实践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豁免模式及豁免程序。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立功制度的比较考察——兼论构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域外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我国的立功制度虽然在打击犯罪、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刑事司法效益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理论基础、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同时较之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现有的立功制度在获取打击严重犯罪的证据方面略逊一筹。为解决取证难,尤其是获取证明严重犯罪的证据方面的难题,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新刑诉法呼唤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表现为一种司法交易,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对追溯证明艰难的妥协,更具有实践必要性。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最大限度地消弭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恐惧,也为获取自愿性言辞证据提供激励性保障。新刑诉法对该制度规定的缺失必然导致其新增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次沦为制度的"花瓶"。污点证人作证制度难免伤及实体公正,应对其案件范围、豁免模式、适用程序、保障措施等作出理性设计。此外,要规范作证的方式和内容,警惕"狱侦耳目"的伪证行为。     

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与域外污点证人制度比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13年1月1日施行,解释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上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使一些人认为行贿人便是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污点证人,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便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因为对于行贿人与污点证人的关系认识不清,本文通过结合域外的污点证人制度来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     

试论污点证人制度的合理构建

污点证人制度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处置措施,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污点证人制度,能够有效地打击犯罪:一方面,司法机关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可以通过污点证人获得追诉和定罪的关键证据,从而及时惩处犯罪;另一方面,通过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也能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污点证人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但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必然会更多地涉及这一领域。     

试论污点证人

刑事诉讼中运用污点证人能够有效地打击犯罪。一方面 ,司法机关在一些重大案件中 ,通过污点证人获得追诉和定罪的关键证据 ,得以及时惩处犯罪 ;另一方面 ,通过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 ,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我国大陆地区应迅速构建污点证人制度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同时通过适当的程序设计防止司法人员滥用豁免权。     

构建污点证人规则的法律设想

污点证人规则是通过对被追诉者诉讼地位的转化,实现对犯罪的有效打击。污点证人是司法实践中证人的特例,污点证人规则的核心是确立其作证豁免权。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基本概念及意义进行探讨,进而确立我国的污点证人规则,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制度。     

论警察职责豁免制度的完善

警察职责豁免是警察的职业特权,只有在警察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才能行使,不能够转移。完善警察职责豁免制度是警察职业保障的紧迫需要,也是社会管控的现实需要。完善警察职责豁免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且我国已具备相应的法律基础。完善警察职责豁免制度,应厘清和细化警察职责,界定职责豁免范围并形成警察职责豁免制度体系。     

美国国家豁免法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例外及其新发展

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例外是国家豁免立法中的重要问题。美国国家豁免法关于管辖豁免中商业例外的文本设计,对商业行为的认定、对基于及直接影响等关键要素的界定存在重大缺陷。尽管美国通过判例对上述缺陷进行了弥补,美国律师协会仍旧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美国学者也针对最新司法实践进行了评述。深入了解上述内容对构建我国的相关制度意义重大。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召唤

基于贿赂犯罪"对合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在应对该类案件时,面临着以收集证据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困境。通过观察域外应对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不难发现污点证人制度具有诸多益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污点证人"的众多案件表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是必要的。     

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研究

反垄断豁免作为反垄断法中的重要制度,应充分体现社会公益、正义、效益的价值取向,从提高企业经济效率、有利于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改善市场竞争条件、引用破产企业原则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权衡豁免。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的程序设计应有事前申报制度、事后监督制度、惩罚制度和主管机构等内容。我国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除了应与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保持一致外,还应结合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国国家豁免立法现状及展望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规定国家豁免问题的成文立法,面对他国在我国法院被诉无法可依,并且在他国被诉时常用外交途径表明绝对豁免立场.由于诉讼结果有不确定性,因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我国国家及国民利益.基于国外国家豁免立法和司法实践、国际人权法律化和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有必要制定国家豁免法,并循序渐进地制定具体可行的条文规定,必要时采用限制豁免原则以切实维护我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度比较

从宏观的角度看,国际法领域存在国家主权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和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三种特权与豁免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也有一些共性。对以上特权与豁免制度的性质与概念、理论依据、法律渊源、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和共性作以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强制要约收购豁免法律制度研究

在法经济学视角下,有关强制要约收购豁免的法律规定构成了对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合理而有效的补充。不同的制度选择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强制要约收购作为一项公司并购中的法律制度,其具体规定对并购活动乃至整体经济的运行影响深远。强制要约收购豁免法律制度存在的价值在于缓和强制要约收购中的过硬规定,促进并购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本文将法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有关强制要约收购豁免的法律制度分析中,试图对豁免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深入探讨。     

有组织犯罪中的证人特点及其保护对策

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证人不敢作证或不愿意作证是一个令执法机构最为棘手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机制。文章归纳这一类证人区别于其他刑事犯罪证人的一些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提出一些保护这类证人的措施:制定专门的证人保护法案;设立“证人豁免”措施;专门机构对证人提供保护;使用实时网线作证;扩大证人保护范围;尊重拒绝作证的权利。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述评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标志着国家豁免原则演变的一个新里程碑。公约坚持了限制豁免理论,即国家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从事商业交易时,适用与私营实体一样的司法管辖规则。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公约所包含的法律规则,特别是公约中的关键性条款如公约的适用范围、国家豁免例外、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等,以及公约制定过程中所体现的国际立法趋势,将对国际法以及国际法律秩序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应尽快着手国家豁免方面的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