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瓶颈”及思考

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现状中央与地方博弈困境的原因探析与对策思考现行体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不再是个人与国家浑然一体,不再把行政力量涉及到社会的每一角落。但结合现实,它仍是一种“后全能型政治”。具体而言,政府不再管理一切,但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它通过法律、规则、文件、指示规范着民众的生活,而且这些规范更多的时候,是由地方政府作为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地方政府的力量,在与政府有关的决策中,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地方政府的身影。后全能型政治的特点之一就…     

地方政府的“行为景观”

中国官场有个有趣现象:大凡有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地方诸侯都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有的还不停做笔记,有的只听不做笔记。只是做不做笔记,有一点奥妙,如果经常看电视新闻就可发现,做笔记最认真的往往是不太发达的地方,不做笔记的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从做不做笔记,其实可以折射出下级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姿态,几乎也可看出地方政府行为的端倪。以中国之大,各地政府的行为如今已形成巨大差异。     

“中央穷,地方富”的思考

经济决定财政，经济增长是财政充裕的基础，这是财政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我国近10多年的现实却是：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日趋困继。1980～1995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9％，而不含债务收入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12％，两者增长幅度上的差距，导致17年     

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新趋势

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确立财政事权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前置条件。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新时代需要财政理论创新,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财政收支平衡,缓解地方收支矛盾,化解地方财政风险。     

中央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事权配置法制化思考

文章在阐明社会保障事权的法律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公共服务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学说,提炼出决定社会保障事权配置的重要因素即事权影响的范围与外溢程度、涉及事务的一致性、规范层面上的事权划分三类标准。通过对这些标准的有机整合,从支出责任、执行管理、法律规范三方面对社会保障事权进行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的配置,并形成了社会保障事权纵向配置的理论模型。     

“问责制”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理化

非典时期开始启动的“问责制”现在正被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由于为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所决定,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必然是责任政所,对人民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相对于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追究的法律责任而言,“问责制”注重的是民主制度层面的政治责任的监督。政治问责是相对于法律责任而言的,政府的行为与是否违法无关,而是关系政策是否失误。     

对国有资产运营中地方政府行为监督机制的法律思考

本文针对我国现行体制的缺陷,依据对地方政府越轨行为的社会学与经济学分析,借鉴国外经验,对国有资产运营中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与监督提出了若干新见解,尝试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度体系.     

正确引导地方政府行为

<正> 宏观经济管理上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正确的目标导向和控制,是地方分割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直接经济动机是产值、速度而不是效益。对于一个经济区域来说,居民生活水平和地方建设代表着其经济利益,价格构成中的工资、税收也都是收益中的一部分。因此,不论企业经济效益高低,只要能开工就可能对地方有利,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外延扩张冲动甚至高于企业的原因。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的另一直接经济动机,因而保持一定的     

地方政府何以不断选择“过度”应急行为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下,“过度”应急行为何以不断被地方政府选择?基于“位置”变量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遵循“结构→功能→动机→行为”的逻辑顺序,可以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形态由常转急后,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共同形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致因机制,而围绕“寻求问责结果最小化、力争晋升通道清晰化和急需触发频率稳定化”目标集合实现衍生出的“弱责”动机、“趋利”动机和“维稳”动机,组合生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同时,受多层级官僚组织形成的政策执行易产生偏差空间与应急效能过度输出需求的综合作用,“过度”应急行为选择结果就此产生。此外,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的“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强制性”特点,为“过度”应急行为反复被选择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     

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实证考察

<正> 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实证性研究,就不能不承认地方政府的存在,就不能对构成中国经济的“地方本位”视而不见。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周期性交替的轨迹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分工通常认为,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其实不然。长期以来,不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交替出现的,而且地方分权的时间更长,更占优势我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交替基本上是成周期性的,这在1963年以前表现很明显。1963年以后直到1988年为止,地方分权并再分权的时间破例地持续了20多年,似乎再也不会与中央集权周期性地交替     

对地方政府应急管理的思考

应急管理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紧急动员体制的建设不能随意牺牲地方经营自主权。否则,农村得不到资本和技术的改良,停滞不前的农业生产效率无法承受人口增长的高压。集权制国家则需要借鉴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推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衡,实现经济发展与应急管理的高度统一。     

地方政府怎样用好网络舆情这把双刃剑

网络舆情作为一把双刃剑,既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提升的机遇和动力,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唯有采取科学的策略、措施,对网络舆情进行科学监管、完善网络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对网民进行科学引导,才能发挥网络舆情的正面效应,利用网络舆情推动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试析地方政府竞争行为

地方政府竞争是政府之间区域的竞争,其实质是地方政府围绕非流动要素展开的对流动性要素的竞争。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形成合作和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动性;但又带来重复建设严重、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随意滥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负面效应。争取地方利益是地方政府不良竞争的根源,现行的财税政策不合理是其体制性原因、政绩考核不规范是其制度性原因,市场管理行为不规范是其直接原因。     

能源“魔方”的四种变化——地方政府“逆向”行为

“各级政府的目标是不尽一致的，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鼓励这种‘合理的违规’，随着未来政府管理方式和干预经济能力的变化，这些现象将得到规范。”     

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有双重影响

傅勇近期在《世界经济》撰文认为，考察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可能因此而造成扭曲。初步结论是，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并长期用增长绩效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是一个重要解释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傅勇近期在《世界经济》撰文认为，考察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可能因此而造成扭曲。初步结论是，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并长期用增长绩效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是一个重要解释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变首先是在中央层面上发生的。     

对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

对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刘建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和重要的关系之一。各国政府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共同课题。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     

地方政府“外交”缺课

正3月19日,中国地方政府与国外地方政府缔结了第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如果按照每一对友好城市每年互访一次来计算,平均每天可能有五个团次的地方省市对外访问。     

地方政府为何“不听话”

对地方政府行政执行力的判断,不能简单套用“利益博弈论”来分析,更不能把地方利益之争简单归咎于财政体制。与其说是地方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倒不如说是宏观调控与中国特色的“双重竞争”机制不相适应,才造成了所谓的地方政府“不听话”现象     

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思考

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之中。乡村旅游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及加快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要以治理主体现代化为基础,优化组织架构;以治理技术现代化为支撑,助推发展动力;以治理环境现代化为条件,推动生态行政。     

农业产业化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怎样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实施,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主要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工作应从何处抓起?怎样抓?就这些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作了认真研究和总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见解。笔者以为,地方政府在组织实施农业产业化中,应做好以下工作。一、优化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政策,增强地方政府行为的科学性 1. 要制定规范政府、企业、农产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首先要针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组织、协调、监督和保护等制定科学而严密的规章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