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对策研究——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视角

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规模扩张太快、学费大幅提高等原因，影响了高等教育促进我国社会成员公平、合理流动作用的发挥。为了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应该采取以下改革措施：加大教育资源的投资力度，促进弱势群体向上流动；公平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合理分担成本，完善学生资助政策；放缓教育外延扩张步伐，注重内涵发展。     

官员“秀”现象之分析

近来，有几名官员颇受关注，一个是微博邀请农民工吃饭的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一个是自行车送女儿上学的芜湖市副市长詹云超，还有一个是在办公室吃盒饭的祁东县委书记曾详月。这几位官员被关注的共同点源于他们的“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官场是一个严肃的场合，容不得半点活泼。中国人传统上喜欢含蓄的表达方式，所以对“作秀”多少抱有排斥的心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众又期待政府官员更加灵活、形式多样的沟通交流方式。官员“秀”不只是个人现象，更应该是种社会现象。     

自杀关联行为刑法类型化认定路径探析

自杀关联行为包含劝说、帮助、欺骗、强迫、相约自杀等多种行为方式。传统“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讨论范式掩盖了各类行为的差异性，对行为定性失之泛泛，缺乏准确性。将自杀关联行为区分为劝说帮助、欺骗强迫、相约自杀三种类型无不使得行为定性更加精细和准确。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劝说帮助型自杀关联行为并不具有可罚性；在欺骗、强迫他人自杀的场合，只有当欺骗、强迫达到了剥夺他人自主意志的程度时，才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在相约自杀的情况，即是相约自杀的发起人未死亡，也同样不能将其定罪。     

基于绩效的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国外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使“问责风暴”走向“问责常态”。具体包括：倡导新型官场文化，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培育完善公民社会，增强公众问责意识；明确职责划分，严格权责对等；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问责机制等。     

官员自杀现象之刑事法探析

官员自杀现象被称为腐败的新动向。依现行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官员自杀身亡将导致诉讼状态的终止。诉讼状态的简单终止有违有罪必罚、罚必当罪的罪行相适应原则,也有违刑法第64条之规定。官员自杀后财产处理的立法极为模糊,不利于追缴涉案官员脏款。因此,应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创制资格刑,并追回犯罪官员违法所得,剥夺自杀官员职务上的荣誉非常必要。     

保险自杀条款研究

保险自杀条款研究偶见一、自杀的概念自杀（Ｓｕｉｅｉｄｅ），是当事人自己故意用某种暴力手段终结自己生命的行为，是现代社会一种常见的病态现象。自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杀是指排除他杀以外的一切死亡形式，非他杀即为自杀；狭义的自杀是指故意有准备地结束自...     

社会变迁与中国农村自杀率变化

1978年至2012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农村自杀率有以下四个特点:农村整体自杀率逐年下降,尤其是年轻女性的自杀率;农村女性自杀率已经低于男性自杀率;6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自杀率与年龄成正比关系。中国农村自杀率的变化与家庭权力的转移、人口流动、社会文化变迁和自杀者生理状况有关。社会的变迁降低了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却加大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风险。     

官员“雷人语”与网络群体性事件

“雷人语”因其官员背景,在社会上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它透露着自利意识与本位主义,体现了某种官场潜规则,使政府形象妖魔化,社会矛盾焦点化,现实群体性事件潜在化.要化解官员“雷人语”的危害,我们必须要做好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测和引导,强化官员的公仆意识,改进对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方式,重视官员应对媒体方法的培训.     

官员自杀现象透视

近年来,为逃避惩处,保护既得利益,频频发生官员自杀现象.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加强自杀案件的查处力度,公布官员自杀真相,加强纪检队伍自身建设等,解决这一反腐败过程中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流动党员管理难问题探讨

农村流动党员的管理难问题已成为党建工作的难点问题，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自身和社会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加强对农村流动党员的管理：实行规范化管理，理顺流动党员隶属关系，做好流出地和流入地组织关系的对接；实行经常化教育，增强流动党员党性观念；实行有效化引导，发挥流动党员先锋作用。     

权利异化下的官员“雷语”特点及风险防范

在当前“官本位”思想泛滥、监督体系不健全、问责制度含糊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官腔官调、雷语频出，他们或是以权谋私、言语威胁，或是仇视监督，粗暴野蛮，或是推卸责任，言语搪塞，或是在危机关头还满口“领导指示”，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为了化解社会矛盾，避免官员雷语的再现，应该摈弃官本位思想，强化权为民赋、权为民用、执政为民的思想，构建服务性政府；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健全问责制度、加大官员考评民众权重；同时加强对官员个人道德素养、语言素养、法律素养的教育。     

官员向下表态与政策执行过程匹配研究——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官员向下表态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匹配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空白之一，向下表态是官员在科层体系中分配政策执行权力的方式。官员向下表态可引发四种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资源的行政性执行、基于行政强制力的政治性执行、基于地方情境的协商性执行和基于社会网络的权宜性执行。行政性执行主观性强，容易产生公共资源浪费；政治性执行缺乏权力监督，容易造成执行偏差；协商性执行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引发政策执行的“次优绩效”;权宜性执行滋生形式主义，容易引发基层“空转”。在政策精确化、社会智能化和行政责任化的背景下，官员向下表态时，应提升表态清晰度，避免模糊表态，提升表态能力，克服表态失灵，提高表态责任，摒弃避责心态。     

官员迷信“潜规则”

心理学强调人的动机决定人的行为，所有搞迷信的官员动机只有一个，就是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不一定要搞封建迷信那一套啊。但是中国独特的官场生态又使得干部的升迁变动成为一种变幻奠测的事情，“任人唯亲”的长官意志使得很多干部左右为难、煞费苦心。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官员能否升迁，     

大学生自杀的社会因素分析——以涂尔干的自杀社会因素理论为视角

大学生自杀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基于涂尔干的自杀理论,可以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繁杂、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长期的应试教育、共同信仰的缺乏等方面分析当代大学生自杀的社会原因。为减少和预防大学生自杀,需要学校、学生自身和社会分别承担起一定的责任。     

声音

禁令之下，无论是官员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灰色收入少了，办公用房小了，公车不能私用了，单位惯常的福利不见了，各种礼节活动取消了……中央禁令给官场带来新变化，也对官员的心态造成了强烈冲击，有人欢迎，有人抱怨，有人敷衍，有人抵制，有人逃离。     

山西晋城苗培成家族的廉政家风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失序凸显,山西晋城籍的国民政府官员苗培成堪称当时官场中的一股清流。苗培成在二十多年从政生涯中树立的廉政家风,是近代山西重要的廉政文化资源,对于推进当前我国廉政建设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探析

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主要表现为：其通过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引发教育失衡、引发民族矛盾、削弱对现行政策的认同，影响社会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一是“提低”；二是“调高”；三是“打非”；四是“保困”。     

国家法、民间法与农民自杀——基于一个地域个案农民自杀现象的分析

作为杀人的一种类型，自杀是否属于犯罪一直困扰着许多智者。中国在国家法层面对自杀死亡者的自杀行为以及与之关联的责任人的法律权责都没有明确界定。国家法的缺位并不表明自杀作为一种重大法律现象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加以讨论和探究。民间法积极介入自杀危机干预揭示了自杀在法律界定上的复杂性。民间法将自杀视为重罪从而对自杀死亡者的尸体进行严厉惩罚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自杀危机，然而，悖论的是其同时还将与自杀死亡者直接关联的责任人理解为他杀者并对之进行同样十分严厉的惩罚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自杀的产生。国家法应该正视民间法在干预自杀危机方面的功能及其缺陷，并积极回应民间社会的自杀问题，从而起到在干预自杀危机方面民间法所无法起到的应有的积极作用。     

中国官场需要更多“知耻文化”——卢武铉自杀的启示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震惊世界,也让同属东方文化圈的中国人感慨不已。贪腐、裙带,并非韩国官场的独门"土特产"。在中国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同样存在不少类似     

青少年自杀预防与干预的心理-社会系统

青少年自杀现象不仅反映青少年期本质特征所主导的行为缺陷,更重要的反映着全球性现代化盲点所带来的社会风险。青少年自杀是可以通过建立心理—社会模式加以预测和预防的。而社会环境、教育方式、减压模式和公共政策等则形成青少年自杀预防的社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