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坎坷 宗旨不改——何孟雄含泪反“左”

频繁发生的“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然而,在党内开展反“左”斗争,特别是当“左”的错误造成严重损害的事实之前反“左”,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认识“左”倾错误需要高度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另一方面,它需要具有非凡的胆略和勇气:要敢于对“激动万分”的同志泼冷水,要冒着被自己的同志误解为敌人的代言人、冒着所谓“反党”的危险,要冒着被同志们误解为自己在残酷斗争或严重困难面前成为软骨头的危险,甚至要冒着被同志们暂时抛弃、冤杀等等危险。被亲人误解和抛弃,这是比死亡更痛苦的。何孟雄,便是少数越过此关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之一。     

怎样理解不是十一大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发生的一次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个“左”倾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给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是,当时由于党对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不够,特别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还继续犯“左”的错误,以致这次大会没能做到     

与党内“左”倾错误拼死抗争的何孟雄

1929年冬至1935年春，在我党历史上，出现了两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情况下，谁要挺身而出，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左”倾错误，不仅需要高度的理论水平，更需要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因为他要冒着被党内误解为敌人的代言人，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而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杀头的极大危险。何孟雄就是这样一个人。     

略论毛泽东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新决议)中深刻地指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①“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②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在中央     

从“左”的危险性看防止“左”的必要性

今天,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党的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左”倾思想占了统治地位。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曾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却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纠正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又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     

邓颖超探望毛泽东

1933年初冬,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受挫,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曾连续指挥夺得一至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毛泽东,却受到不公正的排挤和打击而被停止了对红军的领导与指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力举毛泽东复出的意见屡遭否决,对此恩来十分气愤。他对邓颖超说:“泽东的处境艰难,身体很差,你要多去     

总结经验 以史鉴今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刊载《“中共党史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座谈会”发言摘要》，其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盖军在发言中说：“‘左’的错误可说是党的历史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党史工作者应重点研究‘左’倾错误的根源、表现、后果、教训、克服‘左’倾错误的经验。”对于公。何深化党史研究的问题，她指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我们从事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对中央既定方针、政策的注释或论证（这当然也需要），还应该不唯上。不唯书，敢于依据客观事实，讲真话、实话，有自己的见…     

波澜壮阔60年 春风化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然而新时期的头两年，党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党的工作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从而结束了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制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共和国第一号烈士

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视察南方谈话中有这么两句震聋发喷的话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这里披露的，就是发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红军时期一幕由湘鄂西苏区“左”倾错误领导者造成的惨剧：1933年5月1日，年仅29岁的洪湖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红军杰出将领段德昌，被诬为“阴谋分裂红军的反革命分子”而惨遭杀害。段德昌在刑场上向战友作最后告别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在全国胜利的那一天，我希望红军能回到我的家乡，转告我的亲属：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     

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释疑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在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即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作了明确的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但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却未提出反对“左”倾的问题,且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     

整风演进——阅读与转变党风（下）

编“党书”，让人“恍然大悟”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获得这个共识，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会前编印了...     

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尽管党在十年内战时期受“左”倾路线的干扰，在文化战线上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但经过瞿秋白、张闻天、冯雪峰等人的曲折探索，党及时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促成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了重要准备，并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左”倾错误思想的研究述要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强烈呼唤着解放思想,转变旧的思想观念。当前,“左”仍然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警惕右的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左”的严重危害性,进一步清除“左”倾的影响,促进思想的解放。现将“左”倾错误思想几个问题的研究综述如下:一、“左”倾错误的历史回顾王珏同志在1992年《改革》第5期上撰文认为,我党历史上“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民主革命时期,“左”曾使党的力量在苏区损失90%,在白区损失几     

我党历史上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论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

一九三三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所谓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从一九三三年初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以前,时间长达一年多,大批党的优秀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了党内的严重危机,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其痛心的损失。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对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革命的老前辈和党史学界的同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比较之我见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３５年１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革命...     

为什么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中都作了明确的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但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却未提出反对“左”倾的问题，且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必须要在“全党内”深入开展“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什么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倾问题，其原因是：     

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特点

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特点刘天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左”倾指导思想的重重干扰，顺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我国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     

“铁夫路线”是怎么一回事?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期间,于1934年2月起,在中共河北党内发动了反“铁夫路线”的斗争。“铁夫路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逐渐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中共临时中央本应利用有利时机,转变斗争的策略方针,以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革命力量。然而,“左”倾领导者无视国内形势的变化,却不顾主客观条件和革命发展不平衡等实际情况,在竭力推行“左”倾的“进攻路线”的同时,向河北等地的党组织提出立即创立“北方新苏区”的任务。为此,临时中央于1932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这些文件表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贯彻到了北方地区。对此,中共北方党内李铁夫等提出了     

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苏区肃反的对象因地而异。中央苏区以反“AB团”为主,鄂豫皖苏区主要肃“第三党”、“改组派”,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则以反国民党“改组派”为主要内容。1932年春至1934年夏,湘鄂西苏区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反“改组派”斗争。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这种长达两年多的肃反斗争,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本文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初步评述,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论三十年代中期党的土地政策的转变——兼论张闻天对纠正“左”倾土地政策的历史贡献

纠正土地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实现土地政策的根本转变,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纠正“左”倾路线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30年代中期,是党逐步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转变的历史过程,认真考察党的农村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实践中的得失,不仅对党史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对加强新时期农村政策的理论研究有所借鉴。一、“左”倾土地政策的危害及张闻天的反思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是把地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