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能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吗

《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实际上是在准立法层面启动了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严打"。关系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浪高过一浪,民意以及政府都认为关键因素就在于食品生产经营违法犯罪成本太低,因此对刑罚手段尤其是死刑寄托了太大的希望,过分夸大了死刑的一般预防功能。     

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死刑存废与否,学术界的讨论从未停止,死刑往往牵动着普通民众的心,司法工作人员在此类案件中承载着巨大的压力。我国应否废除死刑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法治及刑罚的最终目的,其次是要基于中国之现实,最后还应当看到中外间、地区间的差异。中国死刑存废问题不能被所谓的废除死刑潮流牵制,无原则的去迎合这种所谓的潮流,中国的死刑存废必须根据中国现实情况。     

论中国人的死刑观

一、应报主义真的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吗 过去二、三十年来,世界变化剧烈,死刑政策是其中一种.1977年时,全球有16个国家全面废除死刑①,到了1988年底,总共有35个国家废除死刑(Hood,2009:5),到了今天,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废除了死刑.剩下58个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中,仅有18个在2009年时仍在执行死刑②,其中中国的执行死刑人数是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尽管中国每年执行死刑之人数,一向被其视为国家机密,但是非官方的报告显示,1997年到2001年间,中国每年平均执行死刑约15,000人(陈兴良,2006),2009年约5,000人被执行死刑,这个数字虽然下降,还是超过各国执行死刑的总数.     

媒体

中国死刑人数猛降英《经济学人》8月3日中国去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约有3000人,是世界其他国家(除去数目难以评估的埃及和叙利亚)死刑人数的4倍,但过去10多年,这种趋势明显改变,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已经迅速下降。据中美对话基金会的追踪调查,死刑人数从2002年的1.2万人陡降了3/4,所以世界范围内的死刑案例急剧下降也得归功中国。     

中国与两大法系国家死刑制度的比较研究

死刑是以剥夺生命的形式来惩罚犯罪的严厉刑罚,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探讨在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死刑的存废与发展问题,对于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甚而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外死刑制度立法、司法等各个方面的对比思索,探讨死刑制度在当前的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以及如果存在应该如何改善发展的问题,从而对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死刑制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青少年保护主义的刑事司法实现路径——以日本裁判员制度下青少年死刑适用经验为视角

青少年的刑罚适用需要面对平衡罪刑法定原则与青少年保护主义这对矛盾的难题。通过立法设定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与死刑最低适用年龄的做法,固然在形式上为青少年刑罚的认定设定了"明晰"的基准,但又面临或者适用僵化或者易于擅断的新矛盾。单纯将青少年的年龄、成长经历等作为量刑情节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司法民主化,在青少年刑事司法过程中建构起有效的民意与表达机制,才能在罪刑法定语境下实现对青少年的有效保护。日本裁判员制度下青少年死刑适用经验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     

李昌奎案的中国死刑命题

29岁的云南男子李昌奎正在狱中等待命运最后的发落。因云南省高院将其一审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改为死缓,经网络披露后,引发民意汹汹,各界讨伐。7月13日,云南省高院宣布启动再审程序,做出了改判死缓的终审判决。宣判后,受害者家属不服,并求助于网络,终酿成巨大的舆论风波。     

李昌奎案的中国死刑命题

29岁的云南男子李昌奎正在狱中等待命运最后的发落。因云南省高院将其一审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改为死缓,经网络披露后,引发民意汹汹,各界讨伐。7月13日,云南省高院宣布启动再审程序,做出了改判死缓的终审判决。宣判后,受害者家属不服,并求助于网络,终酿成巨大的舆论风波。     

新闻眼

慎杀带来的契机今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至此,我国死刑核准权经历了一个从逐步下放到全部回收的完整过程。中国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几乎和中国改革同步,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高法可以授权高级法院核准,在随后几年里,经过一系列放权,死刑核准权基本下放到高级法院。2002年的陕西董伟“枪下留人”案,引起社会反思死刑的执行是否有些草率。随后几年陆续出现的河北聂树斌“冤杀”案、湖北余祥林“杀妻”冤案、河南胥敬祥“抢劫”冤案等等,使社会各界吁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疏导涌动的民意

没有网络,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民意,但有了网络之后,民意的表达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渠道。人们从网络对诸多事件的参与追问及其浩大声势中,分明感受到中国社会正在涌起一种新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对民意的产生与影响,有着另外的观察思考。正如政府的意志并不必然是真理一样,民意也有它的盲目性,有着不可尽信的一面。民意具有情绪性,有时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诉求的增多而产生出来的巨大冲力,在一定时间内如突然进发,非常可能会超过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一个国家陷入政治不稳定。因此,如何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中国日前的国家资源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吸收和利用民意实现政府善治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这将成为2005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     

论司法与民意间的博弈与协调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几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引起了群众的广泛关注,司法与民意间展开了博弈。在美国,司法与民意的互动具有特别的实践意义。在设定存在真正民意的基础上,将美国作为有益的参照,结合中国历史及现状进行对比,有选择性地吸收,以完善我国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机制。     

浅议我国死刑废止之路

2013年,全球225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75个国家和地区保留死刑;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仅有58个国家宣判了死刑;且在宣判死刑的国家中,仅有22个国家执行了死刑,在全球来看,仅有少数国家尚保留死刑。基于我国特殊国情,目前尚不具备在立法上即刻废止死刑的各种条件,然而从《刑法修正案(八)》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我国正努力缩减死刑适用范围的事实已是有目共睹。本文将从全球死刑废除的趋势出发,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再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我国逐步废止死刑的路径选择予以探究,以期对我国死刑改革有所裨益。     

论死刑存废

从1764年意大利贝卡利亚先生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死刑的存废之争已经持续了二百多年,我国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也持续了20年左右。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两种针对死刑存废的声音,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200多年间从未停止过。在当前世界人权运动不断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死刑存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死刑废除论的起源、死刑存废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来阐述自己的看法。     

论当前中国死刑废止的障碍以及死刑限制的措施

从西方资产阶级广泛建立政权开始到死刑制度在西方部分国家刑罚体制中废除，资本主义走了大约三百年。我们的社会主义至今才走了五十多年，我们完全有理由等待并相信，只要继续快速稳定地发展经济，死刑的废止在中国的未来并不是梦!     

经济犯罪死刑废除问题刍议

经济犯罪作为一种危害性相对较轻的罪行,不适用死刑业已成为国际主流认识,但我国刑法却对经济犯罪规定了较多的死刑,经济犯罪死刑废除在刑法理论界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经济犯罪死刑是否废除的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现从我国经济犯罪中死刑配置的现状出发,进而对其经济犯罪的死刑废除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加以分析与研究。     

死刑不死

在发达国家的名单上,只有美国和日本还在执行死刑,但在欧盟内部,超过50％的民众偏向执行死刑。在率先废除死刑的发展中国家里,巴西的监狱已经沦为黑帮分子肆无忌惮策动暴乱的场所,而南非干脆发展出持枪射杀来犯之敌这一民间死刑制。     

废除死刑需要观念先行

“废除死刑”是个很大、很沉重的话题，也是人类自贝卡利亚以来二百余年的不懈追求，是人和生命和自身价值的一种革命性体认。在当下中国具有很大的颠覆性，足以触动最麻木和最敏感的神经。包括上层领导和下层民众在内的全社会一时还难以全部接受“废除死刑”的观念，因为他们要么担心没有死刑社会更加混乱，要么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公地道，     

浅议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死刑制度存废之争已经存在数百年，主张保留死刑制度和废除死刑制度的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历史条件下，有限制的保留死刑制度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结合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我国死刑立法

范式理论对于促进死刑制度的纵深研究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分析我国死刑立法演变历程,可以引发人们对于死刑存废的进一步思考。笔者将结合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死刑的存废问题,并探讨我国死刑立法的未来趋势。     

我国毒品犯罪死刑问题研究

早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一些犯罪中死刑的存废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于毒品犯罪中的死刑规定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也有众多见解,部分学者认为诸如毒品犯罪等非暴力犯罪应当废除死刑的适用,也有部分反对这一观点。他们或从死刑废除运动的角度或从罪行相当的角度或从死刑的利弊角度来讨论是否应当废除毒品犯罪中的死刑,但似乎这些观点并未被采纳,因为《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个死刑罪名中并不包含毒品犯罪的相关规定,那么毒品犯罪中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又为何保留原来的规定,这些问题将在本文中的得到全面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