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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通,整个概念就不同了《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从1992年至2010年,广州市决定投入1000亿元建成255公里地铁路网,用18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要走100年的路。人们发现:在近10年来广州地铁突飞猛进的背后,始终都有您的身影。您为何会如此关心广州地铁的建设?林树森(以下简称林):我到广州工作那么多年,始终坚持的一种策略就是对城市基础设施要“一手抓适应、一手抓提高”。像广州市的内环路和高架路,就是按“适应”的思维搞的。当时有人提出:那个东西可能有污染(噪音、废气),最好不要搞,但如果广州不搞这些路,这10年的经济怎么发展?“一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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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期的“独家策划”里,我们的记者分别对江苏、珠江三角洲、西南地区的一些城市和城市带的情况做了报道。这些报道集中展现出的一个趋势是: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带与城市带之间,正发生着悄悄的然而却是激烈的较量。之所以说是悄悄,因为这些较量并没有诉诸公开;之所以说是激烈,是因为各地政府与自己的“假想敌”的竞争已经全面拉开,它涉及到几乎各个政府经济部门,产业与城市建设。 我们对这种竞争表示欢迎。它表明了各地政府竞争意识的加强,以及相应的服务意识的增强;有压力才有动力,正如“长三角”给“珠三角”的压力,苏州给无锡的压力,都会化成它们新一轮自我超越的动力。 在竞争中,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的思考更加开放,开始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和产业分工格局下认识自身的比较优势,学会借力。例如江苏一些城市对上海功能的利用和补充,攀枝花借助在昆明的温州商人的力量活跃地方经营环境。“跳出自己看自己”,无疑会看得更加清晰。 当然,我们也看到目前城市较量中的一些隐忧—— 政府主导型的竞争如何更贴近地方实际和长期的比较优势,政府行为如何避免短期化? 行政的力量如何走出“惟我独尊”的、“赌气”式的框架,如何使得产业的力量成为主导? 城市较量如何才能避免成为简单的“领导的政绩较量”、“经济数字的较量”、“景观的较量”,而同时成为造福人民、立足一个地方长远发展(如文化教育、环保等)的较量? 在城市较量的同时,如何避免“挖墙脚”、“以邻为壑”等弊端,推进城市合作?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中心、城市带不可能只有一处,而且经济中心也是多个层次的,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规划自己应该定位在哪个层级、哪个区域、哪个领域的“中心”,而不能动辄都是“国际化中心”。 今年以来,《南风窗》分布在全国主要地区的记者对中国区域和城市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报道。我们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报道,我们愿意看到,在新一轮城市化和城市带的竞争中,出现百舸争流、和而不同的勃勃生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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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拆大建的大连模式和日新月异的上海速度成为各地市长的最爱时,城市建设的大跃进便开始上演了。这场新世纪的城市美化运动在把城市变得更漂亮的同时,也在造就一个个财富孤岛——被相对萧条的农村所包围的浮华世界。虽然大多数是在大力举债搞建设,但财富毕竟是在这些光鲜的土地上堆积。 城市与农村的财富差距没有必要也无法拉平。但是,在一条几十公里地铁的造价就等于整个淮河治理的地方配套资金时,倾斜的财富无疑开始斜得过头了。 一边,是投资总额超过2000亿元的全国近20个城市的地铁项目;一边,是为百亿治水资金发愁的沿淮贫困地区。更可怕的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在一个可疑的分洪逻辑下被放大。城市越来越富,也就越来越需要炸开农村的堤围分洪来保护。顺理成章的结果是:对农村而言,越没有钱来治理,便越值得来破坏。而且,这个恶性循环的周期正在逐步缩短。如果说,财力弱小的时代,国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还面临城市与农村两者取一的尴尬,那么,现在已有充足的税收让基本建设在两条战线上齐头并进。 我们不能让国民财富分配中一个不公平的结果成为新一轮不公平的理由。那样,日渐对我们的繁荣、秩序和发展构成威胁的贫富分化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 中央政府如何通过税收使用中的转移支付来平衡财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大量的重新讨价还价会让它成为一个可以期待,但很难立刻见效的举措。实际上,还有更直接的财富转移方式——慈善事业。它也许不能完全纠正我们在建设上的人为倾斜所造成的后果,但能够平滑社会——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而且,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提供更宽松的法律空间,让富者更乐意、更容易与贫者分享他们的财富。而不是让相当多的财富“不得不”继续留在城市。让公益基金以及捐助者享有更多的运作空间和税收优惠,这种对利益的出让是国家对税收更直接的转移支付。而且,以现有所得税率计算,可以带来两倍以上的民间配套资金。 不能共享的繁荣是无法持久的繁荣。这个简单的道理还并不为人们,尤其是富人所完全接受。其实,这就像水利专家总结出的人与水的关系一样简单: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在财富的分配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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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本刊发表了《广东,应该向上海学习什么》一文。7月,广东省高层官员在省委书记李长春、省长卢瑞华带领下赴上海学习考察,求取真经。那么,上海市最高领导人对上海经济的今天与未来究竞是如何看待的呢?6月27日,上海市市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特派广州与香港记者联合采访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和充满开放性的回答。以下是本刊驻上海特约记者根据此次采访而作的整理稿,相信会对广东和全国了解上海、学习上海有所助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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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对印度的印象也许还是《大篷车》、《流浪者》、大包头的印度兵、以及无休止的种族冲突。近年来,当我们放眼向洋看世界时,我们身边的这个大国却从我们的视线中渐渐淡出了。但是,不甘寂寞的印度用一个“大炮仗”(核弹)震惊了世界,也让中国警醒:我们身边有了一个手握核武器的充满敌意的邻国。我们不搞对抗,但我们必须了解印度已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如何看中国?印度为什么不顾一切要搞核试?…… 四川大学周边国家关系研究室主任张力,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印度问题专家之一。印度核试前夕,他曾进入印度广泛考察。他的观察也许能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更准确地评价印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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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座城市,是现代中国的一块充满矛盾、变化无穷的魔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当这座城市的市长,谁就成为中国政坛上万众瞩目的人物。 1989年下半年开始,作为工商业大都会的上海,出现少数企业部分职工待工在家的种种现象。在稳定是中国目前根本利益的大局下,任何不稳定的危险气息在社会上弥漫,无疑是对人心的一种动摇。少数职工回家待工,顿时在上海市民情绪中引起骚动,人们自然而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座城市的父母官。 12月30日那个夜晚,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来到上海磁带厂录像车间女工王世琴家中,带着和蔼真挚的明朗微笑,详细询问她目前的收入和生活情况。这位回家待工已三个月的女工质朴诚恳地对市长说:我每月收入虽然暂时减少了,但我对工厂的明天仍然充满信心。朱镕基连连点头,赞同地表示:我们应该对克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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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让交税的人少交税,另一方面要使达不到交税门槛的人增加收入,应该有配套的措施,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好的税制,首先要照顾穷人,但也要留住富人。我们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45%,现在为什么不降低呢?个税作用有限《南风窗》:个人所得税改革广受关注,个税起征点拟调整为3000元,这是否应该考虑到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许善达:发达国家有中央政府的个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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