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重组的特点及其挑战

2010年中国在东亚进入了战略挑战期。2011年挑战深化,形势严峻,其主要标志是美国宣布东亚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并在东亚发起了全面攻势和破坏性介入。东亚局势极速变化,秩序重组呈现四大特点:经济特性、权力特性、海洋特性和军事特性。中国只有充分认识东亚秩序演变的新特点、新挑战,调整思维,增强实力,优化战略,真正把战略重点放在东亚,主动创造战略机遇,加大战略运筹力度,强化地区塑造能力,主导机制化进程,解决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倾向,才能推动地区秩序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京沪高铁遭遇民意门槛

实现新干线的对华出口,进入并垄断中国的高速铁路市场,从而实现“东亚新干线铁路网”的战略梦想,是日本政、财两界两代人的“情结”。但是,面对大陆民间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日方也已经以“出口三原则”的形式摆出了强硬姿态。     

被裹挟还是合谋?

<正>在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起起落落,再加上经济增长模式的固有问题,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所以今年经济领域的改革力度很大。从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到打压房地产,中央政府都摆出了不同于往日的决绝姿态。央地矛盾则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日益激化。近年,媒体报道常用银行、地方政府被房地产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东亚区域合作

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扰乱了全球资源配置,加剧了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和东亚产业链发生断裂的风险。在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日韩与东盟等东亚经济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后疫情时代,东亚经济体需加强政治互信和互动,降低外部因素对东亚合作的干扰;基于各自经济社会利益的内生性需求,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实现互利共赢;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提高互动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水平;推进人文交流与合作,为扩大东亚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奠定坚实民意基础。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战后苏联在重整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过程中,把中日关系纳入了反美的冷战政治战略;在这种实用主义战略下,斯大林干涉日共内部事务、鼓动暴力斗争,既破坏了日共在国内斗争的地位,也使新中国的对日外交起步便受到挫折;而在朝鲜战争造成台湾问题的困难之后,苏联又背离中苏同盟寻求单独对日议和,陷于孤立的新中国对日外交走上了曲折的"以民促官"之路。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日本经验与中国经验的比较

经过了东亚经济危机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下滑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东亚独特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累赘,并且过时了。不仅日本继续保留着这一模式的多个方面(尽管它试图对其进行改革),而且,正是由于日本做出了典范,中国也正积极采纳新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要素。而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以及"北京共识"的影响正激励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这一模式。本文探讨了东亚发展主义模式的形成轨迹,并指出,宣称这些模式已经走向末路为时尚早。     

东亚秩序的演进与中美规范竞合

<正>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同时也提升了东亚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东亚不断发展的经济一体     

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看东亚合作未来走向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从制度、规则角度研究国家进行合作，形成町控性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冷战结束后，东亚衍生了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多功能的合作机制，机制化合作趋势凸显。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理论基奠，但也有其自身弊端，对东亚合作前景宜谨慎乐观。     

晚清中国外交:历史冲突中的失落与更新

19世纪是全球性国际社会开始形成的时期。自19世纪中叶起,地处东亚大陆的清帝国,被动地卷入了三个充满历史性冲突的进程:西方列强向东亚的不断扩张;东亚传统世界秩序的逐步瓦解;中国自身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蜕变。晚清中国外交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在国际环境与国内社会发生了日益紧密地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晚清时期的中国外交承受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双重压力,在自身开始实现从传统     

走出东亚悲情

战后东亚秩序的再帝国化原因在于东亚国家的政治错误和外交失败,解构美帝国秩序的新东亚想象有待于东亚国家的文化主体性重建和民主政治能力成长,日本摆脱美帝国工具主义需要中国在价值观和国家能力两个方面获得日本不亚于对美国的尊敬。     

2015年8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吉隆坡开幕东亚合作与南海问题引关注8月4—7日,第48届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东亚峰会(EAS)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自冷战结束以来,东盟积极推动与域内外大国友好合作关系,并建立功能各异的机制化互动合作平台。这些机制在推动东亚务实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区域大国,中     

美国外交战略中的中国定位与对华政策趋势

<正>一、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东亚战略报告和亚太安全战略报告迟迟没有出台,其中关键一个问题是对中国的定位。美国国内正在针对中美关系进行一场"战略性辩论",决定中期选举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塑造新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两派哪个占主导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和中国对美国的反应。     

人生在世，加减二字

世局也好．人生也罢．貌似千变万化，令你眼花缭乱，其实经过开方约分、积化和差、合并同类项，最后剩下的就是个“加减”。     

推动构建后疫情时代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由东盟与中日韩(即"10+3")构成的东亚经济圈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改革开放以来,包括"10+3"在内的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布局中一直处于首要位置。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增加了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10+3"国家团结合作、相互支持,在实践层面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亲、诚、惠、容"为核心内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的正确性与前瞻性。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加强主要由"10+3"构成的东亚区域合作力度,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中国在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拓展化危为机的路径。     

东亚地区主义兴起对中国 国家安全的影响：机遇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中国等亚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东亚地区认同得以加强，旧的地区组织如东盟等焕发新鲜活力，新的地区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等则不断涌现，地区主义在东亚获得了长足发展。     

"雁行模式":东亚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简称东亚模式,其中"东亚"的概念,近年来通常采用世界银行所指的东亚范围,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东盟十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与越南).     

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东亚地区不仅有复杂的海洋传统安全问题,还面临日益凸显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既给东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带来挑战,也为区域内政治安全合作提供了机遇。当前,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部分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国内治理责任、地区性协调合作机制、国际技术性多边合作机制三个层面的治理结构;二是某些领域形成海洋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的区域性多边国际公约,对全球性海洋安全治理机制进行"填补"或"具体化"适用,为东亚国家在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是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扩展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合作空间,推动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持续深化。     

四大力量博弈与东亚秩序

中、美、日、东盟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东亚秩序处于重构之中。当前东亚秩序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日、东盟、美等四股战略力量之间正在展开着新的博弈,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甚至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鉴于此,中国应当充分认识自身崛起的地区效应,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致力于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开放的东亚共同体建设,通过制度化合作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开放的东亚秩序。     

特朗普东亚行与美国亚太秩序重构

<正>特朗普东亚行的言行举止非常有选择性,产生的客观效果符合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总体趋势,顺应亚太地区调整与变革的时代需求;美国政府对中国从富变强客观事实的认可,改变了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与面貌,在经济与安全两大领域对亚太秩序重构产生积极影响。2017年11月3—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菲律宾等东亚五国。此行是历届美国总统中出访亚太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小布什2003年访问亚     

在多边合作中推进中日关系发展

中日关系是东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两国都是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的国家,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中日合作对东亚的稳定与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日双边关系近来受到历史问题、美日安保条约扩大和钓鱼岛争端的困惑,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多边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中日两国可以通过推动东北亚、东南亚和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体系的建立进程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为此,两国必须承认彼此在东亚合作体系中共同的主导作用而不是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