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法官庭审指挥权之探讨

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一直强调弱化法官在庭审中的职权,而主张学习英美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法官的消极克制。但是,弱化法官职权并让法官消极克制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法官在庭审中的能动性。为实现审判之目的,保障庭审公正、高效和有序,必须赋予法官庭审指挥权。庭审指挥权包括诉讼许可和禁止权、程序异议裁决权、庭审引导权和告知权、证据调查指挥权、诉讼进程控制权和庭审秩序维持权。在我国,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庭审指挥权体系以及控辩双方权利救济机制,促进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化和检察官地位的当事人化,并通过转变司法观念和提高法官素质保障庭审指挥权的正当行使。     

刑事辩护律师质证权的特点及缺陷

质证，就是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对另一方所提供的证据，就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询、辩驳，并由质证方作出认可或不认可表示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中的质证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辩护人(主要是律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参与人也参加质证活动，     

权利与规则:我国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的透视与完善——以“司法文明指数”的数据样本为依据

质证权起源于英国,是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刑事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的基本内容包括直接原则、言词原则、面对面规则、交叉询问规则.我国刑事被告人质证权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刑事被告人质证权在法律规定上的矛盾、质证规则和程序可操作性不强、控辩审三方的庭审质证能力不足、普通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比率不高.完善我国刑事被告人质证权制度,需要重视质证权的地位和意义、完善质证程序与规则、提高控辩审三方质证的能力、确保证人出庭以及谨慎与合理使用未出庭的证人证言.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障碍分析与对策思考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障碍分析与对策思考●蒋大兴马放海现行的职权主义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存在诸如注重法官庭前查案、忽视控辩双方权利和地位的均衡与抗辩、庭审时由法官包揽举证、不重视质证程序的运用等弊端，其直接后果之一是证人的出庭率低。而证人不出庭的危害...     

刑事诉讼质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控辩式的诉讼模式为取向对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在这种庭审方式中,控辩双方的当庭举证、质证成为庭审活动的基础。然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当庭质证流于形式,效果很差。本文拟就质证制度的相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所谓刑事诉讼中的质证,是指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互相对对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辩驳,     

试论驾驭庭审的策略与方法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开庭审判方式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控、辩、审三方权责分明的合理格局。在法庭上，举证、质证责任在控辩双方，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法庭辩论在控、辩双方之间展开。法官居中主持、裁判。由此可见，新的庭审方式出现了抗辩性增强、突发问题增多，驾驭难度增大的趋势，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主审法官，运用什么策略，采用什么方法，有效地驾驭庭审活动，使之有条不紊地进行，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对法官水平和能力的一次检阅和考验。驾驭庭审的策略，是指在开庭审判活动中，…     

略论刑事审中法官的地位与权力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公正审判为核心，以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为主题对刑事审判方式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审判程序上较多地吸收借鉴了英美等国控辩双方对证据核查的交叉询问规则，加强了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相对削弱了法官在庭审中的主导地位，使法官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以保障刑事审判能在民主、公正、高效的运行机制下进行。然而修正后的刑事庭审方式并非走向完全的对抗制，而有自己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法官在庭审中的地位和权力上． 一、法官在庭审中的地位 在典型的英美对抗式诉讼程序中，法官充当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裁判者的角色，他…     

绝对的消极被动抑或适度的积极主动 ——对刑事法官庭审职权的探讨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改革应当破除对法官职权的误解,不能将庭审中法官职权的行使直接等同于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侵害.追求客观真实的司法传统要求法官依职权对程序进行控制和管理,兼顾诉讼并行价值离不开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实现控辩双方的实质平等也需要法官摆脱绝对消极的裁判者角色.当然,庭审实质化进程中法官职权的行使也应恪守诉讼的司法形式性,以"看得见的正义"树立裁判者权威,藉司法能动搭筑与控辩双方理性沟通的桥梁.     

浅析庭审质证及应注意的问题

质证,是指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对各类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质询、答疑,以确定其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质证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各类言词证据取得证明案     

论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以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为背景的展开

职权调查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成型于中世纪,指为查明真相,庭审法官(或审判长)可不受控辩双方所提供之证据材料的约束,而依职权主动调查及收集所有可能对揭示真相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这是职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设置,也是职权主义区别于当事人主义的核心要素。法官职权调查原则的正当依据在于实质真实,并不违背公正程序的要求,也不会压缩刑事辩护的空间。中国的法官职权调查原则备受诟病,核心原因在于特殊的诉讼权力构造,而非职权调查原则本身。在庭审证明实质化的大背景下,强调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是保障实质真实的需要,符合中国的职权主义传统。     

论中国刑事法官对被告的客观照料义务

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抗辩式"庭审制度,因被告方庭前取证难、阅卷难,导致审判时举证、质证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若仅仅强调法官的消极、形式中立,难以使被告认同最终判决。故有必要赋予法官庭审时对被告的客观照料义务,不仅履行其对被告的消极尊重,尚需实现其对被告的积极照料。且法官对被告适当的客观照料,并不会导致其中立地位的丧失,反而能实现积极与实质中立。其客观照料义务体现在对人证进行补充询问,引出有利被告的证据信息;依职权或申请调取有利被告的新证据;并在特殊条件下,庭外保全、调取、核实有利被告的证据,从而确保控辩双方庭审时的实质平等。     

荷兰刑事鉴定制度介评

荷兰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特征,法官在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鉴定专家被认为是法官的助手.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的持续影响,荷兰刑事鉴定制度吸收了更多对抗制因素.在鉴定程序上,逐渐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在制度建构上,更为注重国家侦查权和被控方权利的有效平衡.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形式化的程序正义透析——兼论隐形程序与程序隐形化的区别

司法人员进行“暗箱操作”使刑事司法程序流于形式 ,同时意味着程序“隐形化”的形成 ,它与仅仅作为非正式程序性准备的“隐形程序”有本质区别。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观察 ,程序隐形化的根本原因是程序未能实现“自治” ,关键在于法官中立方面缺乏陪审团制度予以牵制、控辩均衡对抗缺乏有效运作机制以及庭审的事前制约机制不健全     

审判长怎样驾驭好庭审活动

“控辩式”的刑事审判方式，决定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诉讼对抗的庭审局面，形成了审、控、辩三方诉讼地位相对独立的格局。作为一名组织指挥庭审活动的审判长，在控辩双方激烈对抗中驾驭好庭审活动的全过程，保证法庭秩序井然，庭审有条不紊，查清案件事实，显得尤为...     

论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与诉讼结构之调整

应当确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外部体制,建立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同时应当构建以法官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内部体制。刑事审判前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执行程序也应当按照改革后的刑事司法体制以及诉讼结构的要求进行诉讼化改造。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证据使用问题——以刑事言词笔录为中心的阐释

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言词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使用不仅实践样态复杂,而且实务界的做法和理论界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从证据法理和实务适用便利的双重角度考量,刑事言词笔录应该归属于报道性公文书证。陈述人是否出庭以及刑事言词笔录是否经过生效刑事裁判认定并非其证据资格条件,而应以相关性作为证据资格的判断标准。从防止刑事言词笔录效力在民事诉讼中扩张、保障当事人质证权的角度考量,法官对刑事言词笔录的形式证明力可适用推定规则,而对于实质证明力则需要通过民事质证程序,例外情形可通过替代当庭质证的方法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依据心证认定。双方当事人均负有证明刑事言词笔录内容的具体举证责任,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只需动摇法官心证即可,无须达到推翻刑事言词笔录内容的程度。     

“控辩式庭审”的提法不准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较大的改革，由法官主审转换威公诉人讯问，由法官当庭核实证据转换成公诉人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庭示证质证，增加了庭审中的抗排性。因此，一些文章称新的庭审方式为“控讲式”。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控群式庭审”的提法不准确，它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没有真正揭示事物的内在实质，这种提法是以偏概全。“控群式”庭审来源于荚美法系国家。开庭审判完全采取对抗制程序，强调控、辩双方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主导地位，互相对抗、争辩。而法官处于中间消极的地位，充当冲突双方的公断人。这种审…     

关于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之探讨

一、实行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化审之必要性和可行性 普通程序是最基本的刑事审判程序。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已由单纯的贯彻职权主义转变到法官操作下的控辩式,这种庭审方式的转变在普遍意义上导致了庭审时间的延长。但在审判实践中,普通程序案件的控辩关系千差万别,即有对抗,也有认同,     

论刑事法庭审判中证据的判断与运用

刑事庭审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而对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则是刑事庭审的核心内容,因此讨论刑事法庭审判中证据的判断与运用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对基本的证据理论问题作以必要的辨明与解析,以消除长期存于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错误认识.其次,在程序设计上,应当构建科学高效的法庭质证和认证程序,并增设独立的证据异议和证据监察程序.再次,法官应当当庭认证,并对证据的判断与运用标准和依据向利害关系人作公开而充分的解释说明,防止暗箱操作,维护审判的公正和司法权威.     

刑事庭审实证研究

本文对2010年载于中国法院网上的292件刑事案件的庭审进行了问卷和数据分析,在论证了该调查取样合理化的基础上,从控辩审三方的角度分析了这292起案件的刑事庭审中暴露出来的辩护率低、刑事辩护效果差、陪审员陪而不审以及侦查人员和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等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