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权力视阈下的官德建设

官德是整个国家道德体系的核心,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影响决定着其他的社会道德。公共权力对官德建设的诉求(一)公共权力的代理性决定了权力需道德约束从本源上讲,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具有最为广泛的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道德制约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国家社会中,所有权力都属于公共权力,是特定社会制度下赋予其权力者社会力量的体现,因此,一切社会中的权力又都是一种政治权利。特定社会制度赋予给权力者的这种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当权力人格化以后,公共权力易异化为个人权力,甚至被个人所窃取用来谋取私利。权力本质上的政治性、公共性要求人格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的道德制约具有普遍性意义。     

论权力制约的道德想象

道德治腐是中外政治权力制约的共同选项,这种选择基于公共权力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道德使命及道德合法性。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看,以道德制约权力在人类政治实践中一直延续至今,并赋予其一定的必要性和道德抱负。以道德制约权力含括着重塑公域道德原则、美德维度的道德教化与规范维度的政治制度伦理化求索等具体路径。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略论《君主论》中道德作为权力手段的“适用尺度”——以拿破仑的政治生平为例

《君主论》中对以道德作为权力手段的必要性的论证,始终牵涉到"适用尺度"的问题。无论是邪恶之道的妥善使用、慷慨与吝啬在不同场合中的选择,还是保持使人畏惧却不憎恨的残酷之名、灵活使用伪装术与变身法,各种违逆道德而行的权力手段都必须遵循一定的"适用尺度",以实现其权力效用的最大化和负面影响的最小化,从而使君主牢牢掌握住军政大权,实现治国安邦。     

“后单位社会”官德的嬗变与重塑

官德是领导干部在其权力活动实践中应予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官德失范的行为是自律性道德滑坡和制度性监管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以现代化为诉求的制度安排,"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综合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机制,单位体制所内生的制度性特质是"后单位社会"扭曲的政绩观、自利性倾向凸显、权力寻租现象频发等官德异化行为的一种制度性力量。因此,在构建新型官德模式的过程中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此过程需要克服单位制度的巨大惯性和变革形态的制约作用,加强单位内部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推进行政执行的科学化、完善行政监管的制度化等方式,以协同改进新时期官德建设。     

制度伦理:当代中国官德建设的缺失与重塑

官员的官德建设不仅需要依靠道德自律,还有赖于制度伦理的规范和约束。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党群干群矛盾和阶层利益整合,如何处理利益关系成为官德建设的重要问题。制度伦理作为制约权力的一种手段,从外部环境入手,通过制度、法律、法规等建立健全伦理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使其规范化、法制化。从制度伦理层面强化官德建设,对官德的实现具有普遍性,有助于官德规范的把握和官员道德的养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通过完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建立科学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改变传统官德教育方法、建立作风教育长效机制等措施,形成全方位的官员从政道德监督机制。     

洛克对政治权力内涵的分析

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分析了政治权力的内涵。他的学说对英美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学界却一直忽视了洛克的政治权力理论,仅仅强调了他的权利理论。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洛克分析政治权力的起点是享有财产权和自由的个体,这些个体构成了一个前政治的自由秩序。以此为基础,洛克通过社会契约解释了政治权力的生成逻辑,并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赋予政治权力以特定的道德属性。他阐释政治权力内涵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赋予了政治权力以一种特殊的存在形态,即"立法权力"。洛克阐述的这一政治权力有效地在理论上对抗了当时的父权理论和绝对主权理论,为他设计一个宪政国家奠定了基础。     

权力制约的权力配置维度:从思想的成长到原则的设计

权力配置作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阐发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时正式使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权力的结构安排。从权力配置的思想脉络来看,大致分为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非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大都包含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彼此形成一定制约关系的理论逻辑。其最终以分权制衡思想模型而相对固定下来并被部分西方国家付诸实践,但其既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又存在无法确保权力运行高效化的弊病。与权力配置的分权制衡模型不同,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更青睐"权力属于人民"原则,主张实现代议民主与人民主权的辩证统一,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的权力制约实践拓宽了理论视野。就权力配置的原则设定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存在理论分殊,不同国家的权力配置实践也无法简单移植,但是权力受限、权力法定和权力效能则是在以权力的科学配置来推进权力的有效制约时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     

官德建设首要问题是权力制衡常规化

要彻底消除权力腐败 ,势必要加强官德建设。在市场经济个体价值分化的前提下 ,“利他”的成本和难度增大。因此 ,在市场转型期 ,建立和完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官德建设成败的关键。在治理和预防权力失范过程的中国特色是靠创新实现的     

论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

能否对公权力实现有效监督以确保其正确运行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成熟、治理能力是否高强之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全党开展治国理政现代化实践探索中,对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举措,其要旨是厘清权力监督与治党治国关系、明确权力监督要点、聚焦权力监督对象、重塑权力监督体制、整合权力监督力量,从而真正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子"。习近平关于权力监督的新思想、新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最新成果。全面总结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对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汉斯·摩根索权力与道德观：思想来源、理论框架与指导原则

权力或国家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是汉斯·摩根索研究的重点。基于世界的利益冲突性与对抗性的理论前提,立足于以生存与延续为基本、权力欲占支配地位、兼具多元且理性特点的人性的分析,争夺权力成为国际政治的必然。为使国家与世界不致在权力斗争中走向毁灭,限制权力、求取和平便成为永恒的主题。限制权力的两条路径分别指向权力与道德的双重维度,权力路径的意涵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权力均衡;道德路径的意涵是以道德制约权力,包含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和国际法。这两条限制权力的实现路径均指向权力与道德的关系,而支配权力与道德关系的三大原则分别是理性、审慎与节制。     

党内权力制约对策研究

当前在党内权力运行方面的最大弊端,就是实际存在的各级党委过于集中的权力长期得不到对等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原因在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配置不合理、不均衡,所导致的决策机关虚化,执行机关权力扩张,监督机关权力萎缩,党员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对于党内权力制约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调整党内权力架构和配置,推行党委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力三分".二是以党员权利制约党内权力.三是以道德制约党内权力.以德行政,发挥道德在权力运行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对于有效制约权力的目的而言,这三种制约机制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     

加强官德建设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治国先治吏，吏治则国治。官德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官员的道德程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官员，代表着政府形象，其一举一动都具有示范效应，官位越高，效应越大。官德的任何缺失，往往都会通过权力的链条，产生放大效应，影响到整个官员群体的信誉，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权力的德性及道德使命

在人类历史上,有关权力德性的论述主要有:权力之善说,权力之恶说,权力中性说等。这些观点都脱离了社会关系,抽象地谈权力的德性。的确,权力是一种工具,但从道德上看,它本身并不是纯粹中性的,它不仅是工具理性的显现,更是价值理性的显现。因而应负载着一定的道德使命,即确保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从道德视阈研究权力,就是要挖掘权力的这种内在价值性,使权力不仅不能成为任人操纵的工具,它更应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论公共权力保护

公共权力保护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公共权力除了具有支配、强制、控制力量外,还具有稀缺性、多功能性、自蚀性和易流失性等特点。公共权力保护不能依靠其持有者而应由其主体来进行,这个主体就是国家和人民,这是由公共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决定的。以权力、道德、制度、民主保护公共权力是必要的路径选择。     

谈"官德"

“官德”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为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所重视。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崇尚德治的国家，中国传统文献几乎无一不涉及“官德”问题。诸多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是“惟治乱在庶官”，“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今天，党的领导干部虽然不同于旧时官吏，但从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共性着眼，人们通常也把领导干部称之为“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也就被称之为“官德”。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要求领导干部首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德治国，重在以德治“官”。在新时期的严峻挑战面前，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在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中…     

西方权力制约监督的机制与启发借鉴

正一、西方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基础和设置前提第一,人性恶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都主张人性恶。基于这种前提假设来考量和设计制度安排,政治结构就必须采取"人间互相依仗而又互相限制,谁都不得任性行事"的形式,这也就意味着权力行为必须得到相应的制约与监督。因而,人性恶论是西方权力制约监督立论的道德前提。第二,非天使理论。这是把人性恶的观点用于分析国家政治生活而得出     

略论《君主论》中道德作为权力手段的“适用尺度”——以拿破仑的政治生平为例

《君主论》中对以道德作为权力手段的必要性的论证，始终牵涉到“适用尺度”的问题。无论是邪恶之道的妥善使用、慷慨与吝啬在不同场合中的选择，还是保持使人畏惧却不憎恨的残酷之名、灵活使用伪装术与变身法，各种违逆道德而行的权力手段都必须遵循一定的“适用尺度”，以实现其权力效用的最大化和负面影响的最小化，从而使君主牢牢掌握住军政大权，实现治国安邦。     

权力之善何以可能——权力与道德关系之镜像探析

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思想家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德政同一论,认为权力与道德具有内在同一性,权力伦理就是伦理权力;二是权力无德论,认为权力与道德是对立的,根本没有兼容性;三是价值中立论,认为权力分析应避开伦理价值因素,遵循数理逻辑,使之保持价值中立。这三种观点均误读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结果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权力道德危机。事实上,权力从来就没有割断与道德的联系,权力的运行也从来就渗透着伦理道德因素,权一旦脱离德的滋养,它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因而,权力道德不仅可能,而且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