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量刑建议权本质上属于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求罪权",同时也应包括"求刑权"。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不仅有定罪建议权,同时也有量刑建议权。虽然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量刑建议制度方面的探索,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种种弊端。应基于当前量刑建议权实施的现状对量刑建议制度进行重构,以期对具体的司法操作有所裨益。     

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基于“同案不同判”现象

颇受舆论关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在全国各级法院频繁出现，法院的判决遭到群众的质疑，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同案不同判并不是司法公信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同案不同判也并不代表刑事判决不公正。造成刑事审判不公并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量刑不规范。通过对我国量刑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分析阐释，从多方面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提出几点浅显的建议。     

“以人为本”语境下的量刑规范化制度之构建探究

实践中,量刑过程里法官裁量权过大,过程缺乏透明度,结论欠缺充分说明,使得被告人、被害人事前无法预测量刑、公诉人、辩护人事中无法影响量刑、事后又无法了解量刑等违背人权保障理念的现象出现,导致量刑结论不一致,甚至存在法官滥用裁量权的可能性。鉴于此,量刑规范化制度的构建应当蕴涵"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实现还"权"于"人":一方面,细化实体规范,进一步明确法官裁量权;另一方面,独立程序规范,在公开原则下,赋予各"人"量刑参与权、辩论权、知情权等,从而确保量刑结论准确,实现司法公正。     

简论量刑失衡的原因

长期以来存在的单一刑罚目的观以及重定罪、轻量刑思想是量刑失衡广泛存在的观念性原因；法定刑幅度过宽、量刑情节规定过于简单是量刑失衡的立法原因；法官量刑失衡问责制无法建立、某些法官素质偏低．以及权力对司法的不当干预也是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     

优化量刑建议之进路思考

作为完整诉权之量刑建议制度的引入,目的是帮助法官合理量刑并督促其判罚说理。虽然自我国全面试行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也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经验的匮乏,其在我国几近"单存一造当事人"的地位,将其公诉犯罪偏重重刑的角色演绎到了极致。加上量刑规则和量刑建议制度的不甚完备,导致我国量刑建议的混乱和流于形式。理清问题,法检共建量刑规则,完善量刑建议的保障举措,对于在我国真正发挥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至关重要。     

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是指控方根据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从重量刑情节所反应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结合刑法及刑法解释的规定,提出的有关对被告人量刑结果的指控.其作用在于在庭审中塑造出一种"控方提出量刑建议、辩方展开量刑辩护、法官居中裁量刑罚"的"分包制"量刑模式.鉴于中国量刑建议实践还存在着严重的摆设化、混乱化和随意化现象,应从制度层面上强化与细化量刑建议规范.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

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的量刑程序改革,虽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发展提供契机,却未能充分关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本文拟从检察机关的视角,先简要陈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后结合当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我国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制度。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法官司法能动性辩正——基于上海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检视

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是由法院机关制定的＂内部规则＂;是对刑事裁量权力配置结构进行调整,而不是对其权力总量进行限缩。量刑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刑事裁量权有其重要价值,其核心在于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但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存在对法官司法能动性过度限制的问题。立足现行刑法立法,对目前的法院量刑规范文本加以改进,适当缩小量刑空间,适度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可行出路。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必要性——以协商性司法为视角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改革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展开的,其必然以外在的社会背景及其它相关制度为给定的前提。协商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化的司法潮流,对我国刑事司法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协商性司法背景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其内在必要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其参与控辩协商的"筹码",是协商性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其公信力的迫切需要。     

量刑程序研究

司法实践中严重的量刑失衡问题引起我们对建立量刑程序的重视，而根据我国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最佳选择。我国未来的量刑程序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案件分流制度，量刑程序诉讼构造，量刑说理及量刑评议。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