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例原则的规范逻辑

隐藏在比例原则背后的规范逻辑为权利的本位性、公共利益的非至上性和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可权衡性。权利本位性要求公权力地行使应当以权利保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不得随意限制权利,但又否定权利至上论。公共利益的非至上性要求非唯公共利益是从,公共利益只能作为限制权利的必要条件。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可权衡性,要求公平权衡权利与公共利益。     

税收正当性:一个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

税收关乎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的二元对立,是宪政的基石性范畴;宪政税收语境下,在纳税人权利保障、政府征税权规范以及宪政秩序的迫切需求下,产生对税收道义、伦理的追问——税收正当性.税收正当性包括公共利益(民主)正当性、科学正当性、法律正当性,分别代表公共利益(民主)、科学、法律三个价值维度.在实体性制度构建上,与三个价值相对应,包括公共利益、经济上可税性与比例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在程序性制度构建上,借助于正当程序的交涉性和反思性机制,通过税收正当程序中的大众、专家及政府的三方参与机制,将三个价值因素及相应的制度实体有机结合,实现税收正当性.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城市规划中采光权纠纷的利益格局和法律重整——通过利益坐标图模型呈现

采光权纠纷属相邻关系纠纷,但城市规划中的采光权纠纷呈现一种三元利益结构关系,即采光受害人采光利益、采光妨害人商业利益、城市发展的公共利益。以"容忍限度"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利益坐标图模型分析三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商业利益的无限膨胀打破了应有的利益平衡。应通过法律的权利义务机制恢复利益平衡。为此从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以偏向采光受害人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原则,制定诸如"采光妨害排除请求权"、"采光赔偿请求权"、"采光知情权"、"行政赔偿责任"、"日照分析报告义务"、法院发布"禁令"权等法律制度,以解决此类纠纷。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论警察武力权与人权的价值冲突及基本调适原则

警察武力权具有国权、职权和自卫权三种属性。它承载着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三重价值和三种职能。但警察武力权与人权也存在价值冲突:当警察行使武力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社会成员的人权以及警察自身人权时,势必或可能威胁、缩减、剥夺违法犯罪行为人以及其他在场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调适这种冲突,国际社会通过确立"正当目的、相称、替代和克减、正当程序"四项基本原则制导警察武力权限和行使规则的设定。与国际社会大致相当,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中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目的、必要且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层级性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权利属性

"权力性"是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权利的本质属性。这可从米尔恩的"权力权"的概念获得解释,也可经宪政视角的分析得到证明。在"权力性"这一本质属性下,作为"提意见"的批评(建议)权应当具有"积极性"和"公开性"的特性,但由于其权利主体的自身特点,批评权同时具有"自抑性";从权利设置的目的看,控告权和申诉权既是政治性的权利,同时也具有救济权的属性;检举权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因而具有普遍性,这一特性不会因为权利主体获得公务员身份而受到限制;当"取得赔偿权"以"请求"作为权利实现手段时,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反之,则是一种实体性的民事权利。     

从利益平衡原则看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

知识产权法是以平衡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利益平衡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态化是面对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和环境保护一体化需求下的"回应型"制度现代化。知识产权制度以利益平衡理论作为其生态化的指导思想,阐明"生态化"是对知识产权的环境限制的理论实质。通过建立知识产权生态化的平衡机制,平衡环境公共利益与知识产权人私益的冲突,权衡环境权与知识产权的权利分配,最终实现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的重构和构建。     

论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

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的克减是体现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理念的反腐制度。只有从宪法层面理解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才能把握这一制度的实质。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公职人员财产隐私的公益关联、防止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和公职人员对社会道德风尚引领是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制度证成的基本缘由。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社会舆论监督和克减限度等制度构成。我国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制度存在空、散、乱、偏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公职人员克减制度,是我国从源头上根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简论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规则

当前国际投资法律制度领域面临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促进外国投资与保护社会和环境两大原则之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国际投资协议开始引入"一般例外"条款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对"一般例外规则"在新一代投资协定中引入的原因、类型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推想,该举措将鼓励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构更多考虑国家对于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以缓解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协定和仲裁不正当束缚东道国监管权的担忧。     

浅论“二奶”权利的法律保护——从密尔“伤害原则”出发

从"伤害原则"角度看,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该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制裁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而且从人权的平等保护,权利的多元化,以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角度而言,"二奶"的权利不应被克减,不应被排斥在权利的边角,而是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行政相对人权利研究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属于公法权利或者公权利。界定相对人公权利的标准有: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公权力主体;与公共利益或者秩序密切相关;权利的载体是公法。相对人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义务主体、权利目的、对应权利属性、权利载体等方面。尽管同为公权利,但相对人公权利与行政主体公权利在受法律保留原则规制的程度、行使的自由度以及权利支配力的强度存有差异。相对人的公权利主要包括请求权、听证权、异议权、防卫权、举证权、陈述权、申辩权、知情权、使用权、形成权、平等权、参与权等。     

论恐怖犯罪案件侦查辩护的规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惩处恐怖犯罪的程序予以立法规制，但“恐怖犯罪”的基础定义不清导致了处置和理解混乱，因此，因根据《反恐怖决定》按类罪理解，实现定义的统一。在恐怖犯罪的实然层面，打击恐怖犯罪政策逐渐趋严；在应然层面，维护更大的公共利益需对私权克减，但又需保护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不得侵犯，遵守底线。恐怖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辩护权应有所限制，主要表现为辩护委托权、律师辩护会见权、帮助权、通信权、阅卷权、调查权、豁免权等权利的限制。     

美国商业秘密法中的告密人免责制度及启示

美国近期通过的《保卫商业秘密法案》纳入了告密人免责的规定。告密人免责是泄露商业秘密的侵权例外规则,主要适用于举报、揭发不法行为。告密人免责制度的机理在于协调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商业秘密法的政策目的,有助于遏制违法犯罪行为,从而维护公共利益。鉴于告密人对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和单纯免责的局限性,法律还需要告密人的激励和反报复保护机制予以辅助。告密人免责制度的应用需遵循比例原则,告密的对象和方式应当具有必要性和适当性。我国商业秘密法有必要纳入告密人免责制度,对于侵权免责规定宜采取"范例式"加"开放式"的立法模式,并引导当事人在保密协议中加入告密人免责的告知条款,我国对告密人的激励保护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还需完善。     

论澳门地区法律中的索还权

一般认为.被征收财产索还的法理基础是宪法时财产权的保护;"索还权"是宪法保护财产权的逻辑推论.对此,关键在于以"公用"作为征收之正当性基础的理论架构."索还权"宜被设计成一项权利.基于"制度保障"相对于"个别保障"的功能性价值.在征收制度中应当适当规范"索还权".对"索还权"法律性质的最佳解释方案应为德国法中的"公法上的请求权"说.     

行政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则之重构

公定力理论派生了行政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则.其初衷是为了确保行政管理活动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效率性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但是,在既要规范抖行政权的行使,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现代行政指导思想下,该原则显得没有注重对相对人合法权宜的保障.故,以有时效的公定力为基础的停止执行为主不停止执行为辅,必要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制度就应运而生.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

上诉权作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理应得到保障,然而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行为的双面性易使制度设计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诉讼资源的有限性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要求限制被告人上诉权。未来立法应将允许或禁止被告人上诉的理由进行明确列举,立法未作修改前可探索协议放弃上诉权之处理模式,并通过有效辩护、限制检察机关抗诉权及法院严格审查等途径确保权利行使的正当性。     

劳动权的宪法释义及其救济机制研究

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是指宪法规定的有关取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及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由择业自由权与就业援助权为核心要素构成的一系列权利束。劳动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它应受到宪法合理的限制。劳动权与公权力、私权利存在冲突,应通过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倾斜原则与协调原则调适。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具有可诉性,建立宪法主导下的法律保障体系,同时借鉴域外立法构建包括公益诉讼制度在内的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模式,以确保劳动权的实现。     

论“认罪认罚”权利的义务化——基于诉讼结构的分析

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被追诉人的防御权利被克减,检察官主导作用得到强化,原本不均衡的诉讼结构进一步向控方倾斜。由此导致认罪认罚协商偏离了制度预设的“权力—权利”双向互动,成为检察官权力的单方行使和被追诉人的义务履行。“认罪认罚”权利的义务化使得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从而动摇了认罪案件定罪的公正性基础,引发无辜者被追诉的潜在风险。因此,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遵循权利化的改革逻辑,从平衡两造结构出发,增强被追诉人的权利防御和平等武装,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认罪认罚反悔权、上诉权和救济权,以及探索值班律师辩护人化的有效路径。     

劳动权的宪法限制及其救济机制研究

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是指宪法规定的有关取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及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由择业自由权与就业援助权为核心要素构成的一系列权利束.劳动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它应受到宪法合理的限制.劳动权与公权力、私权利存在冲突,应通过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倾斜原则与协调原则调适.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具有可诉性,建立宪法主导下的法律保障体系,同时借鉴域外立法构建包括公益诉讼制度在内的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模式,以确保劳动权的实现.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免证权

证人免证权制度,正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是否在我国确立证人免证制度,反映了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在我国建立证人免证权制度,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免证权的证人范围,作证内容和必要的限制;加强对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充分保护,已成为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人权保护,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