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法上财产权——以存在根据、成立要件和表现形式为主

私有财产权中的"私有"应解为"私人享有"而非"依私法享有",因此,私有财产权既可为私法上权利,亦可为公法上权利.公法上财产权存在的根据在于宪法上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上的直接适用和宪法规定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公法上财产权不能由公法规范和公权力主体的义务直接导出,其成立还需要以该公法规范至少同时亦具有保护特定私人财产利益的目的为前提.基于私人在公法上的一般法律地位,公法上财产权可大致区分为消极的公法上财产权和积极的公法上财产权两大类.     

保护与限制: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平衡

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处分财产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通常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的财产权,二者分别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私有制产生后,财富与个人之间有了固定的归属关系,并变为法律上的财产权。自从产生宪法以后,资产阶级宪法确立了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地位,以后又发展为同时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一定限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奉行的是公益无限与国家全能的观念,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而限制有加。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完善和宪政制度的发展,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以逐步提高。在保护与限制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是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最终发展趋势。     

我国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的特点及其思考

文章综合我国宪法和各个部门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规定 ,概括出我国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五个方面的特点 ,即宪法保护的倾斜性与基本法保护的平等性、宪法保护客体的限定性与基本法保护客体的广泛性、私有财产权权利内容的不断扩展性、私法保护与公法保护的融合性、规范体例的不统一性与不完整性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的建议。     

论公法与公权利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应采用“公共权力”标准．公法是调整公权力与公权利之间关系的法．与公法、私法相对应的“公权”、“私权”在中文里容易让人误解,最好明确称为“公权利”与“私权利”．宪法规定的通常被视为私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同时也属于公权利．颇有争议的“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并没有改变宪法的公法性质．宪法只为公法,也不会影响宪法的根本法、最高法地位．     

论一般人格权的本质与功用--兼论对宪法私法化的思考

一般人格权是由德国法院用判例的形式确立的概念.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私法领域的一种权利,其主体具有普遍性;其客体是抽象人格利益,囊括了公法与私法上的利益;其权利内容的延伸性.就其功用来说,它在于"创法"、深化对人权的认识以及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防止公法以弥补漏洞为由向私法的渗透,是私法自治的屏障.     

与时俱进 顺应民意——试论私产保护入宪

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一直以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和讨论,新的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顺应了民意,并完善了有关公民财产权保障制度.这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试论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个人财产权的确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盲目的政府行为或集体行为,有助于吸引外资,促进有效投资,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确立个人财产权是保证个人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是宪政的基石,是实现宪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对个人财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对有关私有财产的规范体系不完整、缺少征用补偿条款;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和国家赔偿制度;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当作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护;私有财产范围界定不明确。对此,首先将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来保护,把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观念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消除实质上的不平等;其次,建立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范体系;第三,建立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宪法诉讼制度,增加征用补偿条款;第四,通过划定公权和私权的界限,确认主体普遍享有的财产资格。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界定政府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基础,是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模式之理论探析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目前大部分国家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或类似章节中,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而我国宪法却将之规定在总纲部分,将私有财产权视为基本经济制度来保护,具有政策的宣示性,属于政策性保障模式.通过分析其原因、理论基础以及在现今面临的协调问题,可得出应将私有财产权回归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来保护的结论.     

略论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

财产权是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宪法和民法对财产权均做出了规定,但宪法权利与民法权利的侧重点不同,也使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表现出既有差异又相互统一的特征。本文对二者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分析了两种法律规定的适用问题。     

保护私有财产入宪浅议

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一直以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和讨论 ,新的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 ,顺应了民意 ,并完善了有关公民财产权保障制度。这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论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意义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于终极意义上究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什么？笔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使曾经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逐渐成为有所积累的“有产者”的过程,换从法律的角度而言,私有财产权形成、发展并最终在公法和私法上得以确立及充分保障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从法规范学的角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有财产权制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从而揭示其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意义所在。     

论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地位

2004年"私产入宪"是我国公民财产权保护的一大历史跃进,它彰显了国家对个人财产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从本质上来看,与宪法关系最密切的行政法在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上应该大有作为,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欠缺和惯性思维的使然,我们往往将行政法上的公民私有财产权等同于民法上的权利,导致公民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保护上的弱化。因此,在行政法上对私有财产权的地位进行界定就显得非常重要。     

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研究现状与前瞻

<物权法>颁布以后,关于私有财产的行政法保护的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热议的论题.论文研究了中外对于公民财产权行政法保护研究的现状,认为现行研究对私有财产宪政保护的目的、意义、影响,以及公法私法两个维度的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指出关于财产权行政法保护还存在观念更新和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应该在澄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私有财产行政法保护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展开研究.     

完善宪法财产权——基于我国公民宪法财产权问题的分析

现代宪法既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又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宪法的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规定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保障人权。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 ,中国加入WTO ,体现在宪法上 ,就是公民基本权利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升华。在这些宪法权利中 ,公民财产权尤其值得关注。     

我国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障及其完善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它不仅需要宪法的确认和规范,更需要行政法的保障。作为公权力的行政权由于其所具有的广泛性、直接性、单方面性、强制性等特征,使其成为公民财产权最大的侵害源。假借公共利益、违法作为、怠于行政、滥用职权是其侵害公民财产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2004年的修宪已经在三个层面上确认并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但是由于宪法规定本身的不完善,以及观念和认识上的不正确,导致我国现行行政法在保护公民财产权方面尚存在范围狭小、对行政权的约束过于宽泛、行政救济对象与事项偏小和偏少等不足。应当在完善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正确认识公民财产权在行政法中的地位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公民财产权行政法律保护体系,来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制保障。     

公安执法工作中保护私有财产权问题

公安执法工作中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应从宪法高度来认识。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需从更新观念和改革工作方法两个维度同时驱动、协调进行,树立对公私财产同样予以重视和保护、充分尊重公民的劳动时间的观念,避免因执法工作而影响公民有效使用劳动工具,严肃处理对公民合法财产的非法剥夺行为。     

私有财产权的入宪问题研究

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人们对财产权作为一种人权的问题开始关注 ,近几年来 ,工商联、法学界一再呼吁私有财产权应当成为一项基本人权而写入宪法 ,“不久的将来”这一建言终将变为现实。 2 0 0 3年 1 2月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明确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本刊编辑陈立风就此问题与郑州大学法学院的几位师生进行了讨论。他们就“财产权”的涵义、宪法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的不足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评析了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的进步与局限 ,认为如果私有财产权的宪法规范既在总纲中规定 ,也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规定则更加完美 ;“并给予补偿”可能在理解和适用上会发生歧义 ,故应明确其内涵 ;对私有财产权的征收或征用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与之配套 ,并应对征收或者征用的补偿、程序等予以明确     

论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本文通过比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定 ,分析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规定的演变过程 ,阐述了对私有财产权提供宪法保障的必要性 ,提出我国 2 0 0 4年宪法修正案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重大历史意义。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宪法视角下的公民财产权保护

界定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含义及其规范结构,分析我国现存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旨在提出完善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