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城市中产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的研究

义乌不断崛起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市场繁荣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阶层基础和有利条件,运用组织整合、社区整合和制度整合可以克服当前中产阶层的异质多元,从而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     

从《词论》看李清照词的风格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词论》是她创作理论的总结。本文通过分析《词论》论词六条标准,论述了其对李清照词作的影响,从而折射出李清照在词作上的风格。     

论司法行政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司法行政权的剖析为切入点

司法行政权是一项行政管理权,包含着培育社会自治、促进公民民主与法治等内容。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价值追求,而且司法行政权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加强与创新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需求迅速增长与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为此,必须重点处理好几种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惩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公权执行与社会力量参与之间的关系;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论中日刑事司法改革与公民参与——以日本《裁判员法》为研究视角

以日本《裁判员法》的制定、颁布和施行过程为分析对象,我们发现日本的刑事司法改革注重吸收普通民众的参与。这种公民参与司法的理念对于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特别重要,在中国未来参与改革的主体、改革方式以及改革路径的选择方面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

该书第一章《导言》中介绍说：“本书考察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设定之区域，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境内的清水江流域村寨，但主要考察对象在锦屏的文斗寨，因此在论述时主要探讨文斗寨的契约规范与法秩序情况。在时段上主要是清代，同时考虑到契约规范的延续性，书中也对民国时期的契约规范与法秩序情况有一定的涉及。”     

试论《大学》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大学》是一部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儒家经典,它系统地阐述了儒家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展现了古人对实现和谐有序社会的向往。时至今日,《大学》中修、齐、治、平的社会治理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中修身为治乱之本的思想启示我们个体道德境界的提升是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起点;齐家为治国之基的思想启示我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紧密相连;国治而后天下平的思想启示我们和谐社会的实现离不开矩之道的运用,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离不开正确的用人准则的贯彻落实。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探析——以学生权利为视角

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在受指控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规定了二十二项具体内容，在普通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突出了尊重其平等参与权的特点。这些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充分体现了权利平等、正当程序、人民主权的思想，同时也让民主治校的理念成为现实，这些重要意义也能对我国高校学生处分程序制度设计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香港法院如何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香港法院裁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践为中心

香港法院针对违反《基本法》的司法审查将不只限于审查立法或行政权力对公民及政治权利的限制,也包括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限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一直是香港司法权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对回归后香港法院援引《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判决进行梳理,会发现香港法院适用公约的情况不乏实例,包括将公约作为辅助解释基本法或辅助解释一般法律的的资料、将公约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但更多时候,当事人提出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法院仅予以消极回应,尽量避免直接适用公约。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香港法院受制于自身的司法克己、《基本法》规范、香港普通法传统等因素。     

浅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为视角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交叉的情况层出不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据方面衔接出现的障碍,导致实践中大量案件的处理受到阻碍,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据方面的衔接,仍存在许多值得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现场询问笔录",实际仅是证人证言或者当事人陈述的一种载体,其实质仍是言词证据,如前所述,则不能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重新收集。     

司法档案：表达亦或实践——读《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有感

已有的研究成果早已经证明，法律制度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和理解。尤其是在一个不断变动的，正从旧有的法律制度向新的法律制度发展的社会更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变迁十分迅速；人们利益观念、道德的追求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法律社会学视野中的清代习惯法研究——以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为中心

清代习惯法是以法律社会学视角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好例证。本文以学者们对清代习惯法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论研究为例,探讨法律社会学方法作为研究的新路径,在清代法制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对法制史研究的意义。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清末新疆警政与州县社会治理近代化——以吐鲁番厅为中心

以吐鲁番厅为代表的新疆州县警政建设,作为清末新疆地方新政的重要内容,创建了巡警机构与巡警队伍,兴办了警察教育,开启了新疆州县社会治理体制近代化的历史之门,对新疆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疑难案件及其社会背景的司法认识论分析——以两例刑事案件为分析样本

社会背景下的疑难案件证据充分,相关的法律规则也比较清晰,但由于其处理结果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相冲突,引起社会争议,得不到民众的认同。从司法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探讨解决之道,首先要认识到司法认识是由社会认知背景预先设定的,要想让司法认识获得民众的认同,必须以社会认知背景支持为条件。     

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进路——以浙江县域社会治理改革目标和路径为视角

党的二十大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县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场域,实现矛盾纠纷化解的基本方向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浙江以矛调中心建设为牵引的县域社会治理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打造具有浙江辨识度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以从价值、主体、方法、规则四个方面展开。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藏区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以青海藏区为例

社会治理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维护社会稳定重大方略的调整,而在青海藏区要实现社会治理,不仅要形成各民族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加快各级政府角色和定位的转变,还要在寺院管理上应从管控走向合作。     

论中国共产党的三次社会整合——以改革开放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出发对社会进行了三次整合。第一次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艰难起步。第二次是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通过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巩固改革共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探索改革发展新路径;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实现执政思路转型,终于使改革开放从艰难起步到全面展开,并成功推向21世纪。第三次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总目标推进社会整合,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促进社会和谐,以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动科学发展,有效地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社会整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