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中法律逻辑的哲学思考

法律逻辑是法治社会中法律评价的逻辑起点。哲学从法律逻辑的制度、社会和精神三重空间载体及其功能和可转换性来理解法律,与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内在契合。从哲学角度对法律进行反思,尤其对法律逻辑体现了人的"有意义"生活逻辑,法律逻辑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应然性逻辑和法律逻辑的本质是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进行思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法律逻辑要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建设法治国家。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的法律视角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 ,原旨在于探求认识世界的途径与方法。本文试图通过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不同的法律视角来审视西方法学 ,并比较中国以往法治状况和现今法治需要 ,借鉴西方法学的经验 ,对我国法律作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文章认为 ,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关键在于变革传统的法观念 ,培植和传播科学的、民主的和理性的法观念 ,使客观的、理性的和经验的法观念真正走向社会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律心态和行为模式。     

如何融通中西方法律文化——吴经熊法哲学思想综述

吴经熊作为20世纪享誉世界的法学大家,他具有能够融通甚至超越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宏观视野与学术勇气,文章则通过对吴经熊法律哲学思想的探究,展现其如何立足于超越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第三条道路",并试图从中获得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的更多启示。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试论国法与教规的关系

法律和宗教部属于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处理好宗教规范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关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关乎国家主权的维护、关乎政教关系的和谐、关乎法治国家的建设、关乎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要正确处理国家法律和宗教教规的关系,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强化法治意识:二是必须用法治的方式管理宗教事务;三是必须推进宗教教规与法治社会相适应。     

法治建设的“中国元素”

当代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比西方法的概念，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蕴有诸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因素，其概念有更为鲜明的中国元素，也构成了中国元素法治探索与实践的一项独特内容。总结并坚持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法治建设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经由对古今中外法治建设的辩证分析与合理扬弃，中国的法律体系日渐合理化、科学化；注重法治建设对民生保护、和谐社会的保障功能。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     

浅议法律教育——以中国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视角

中国正朝着法治社会的方向艰难地行进着。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良法得到遵守。良法需要人来制定,良法的遵守也离不开人的因素,这些人主要是法律人,“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古训,在今天仍然是真理。法律人不是天生的,需要法律教育来培养。现代的法律教育是培养法律人的高等教育,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也应当概莫能外。     

论法律职业共同体之于法治的作用及建构

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好坏，除了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制外，关键还在于其是否拥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鉴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了解其概念、形成的社会基础以及对法治发展的作用，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状，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法治结构论

法治结构是指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法律的主要统治对象与法律之间形成的动态结构 ,亦即法律的主要统治对象之间及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位阶。本文引入“法治结构”的概念 ,结合法治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对我国法治结构的目标模式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必然包括法律、公民个人 (人权 )、社会 (社会权力 )、国家 (国家权力 )、政党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 ,也就是法治结构完善的过程。作者最后认为完善法治结构和优化经济结构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基本任务。     

论我国“人本”法律观的更新与重构——比较法的角度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法律观体现了法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文章通过对中西方"以人为本"法律观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及其法律建构过程等异同点的比较,试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法律观及法治的影响,并以此探求中国法治的重构之路.     

新世纪中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与分层

二十世纪末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本文从我国法律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两个方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法律教育定位，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律教育应从法治建设角度来认识和架构，它是法治建设中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是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事业，是一种整体上全面而结构上多层的法律教育。     

浅论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公民把法律信仰作为其内心理念的基础。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真正意蕴,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法治的内在驱动力,但是,我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缺乏法律信仰的,我国公民还没有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这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就从法律信仰的基本理论入手,简要的阐述法律信仰的来源以及信仰与法律的关系,并就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以及培养公民法律信仰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与作用开展论述。希望本文就法律信仰有关方面论述能为法律实现其在社会中的历史责任提供一定的借鉴。     

公民法律信仰培育视阈下“法治中国”之建设略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而公民信仰法律是建成"法治中国"的必备前提,也是"法治中国"真正建成的客观表现。一定意义上讲,"公民信仰法律"与"法治中国"是同义语,二者相互促进、相伴而生。当前我国一些公民并没有完全对法律产生信仰,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治各运行环节的建设还不够完善、法治赖以依存的社会条件建设仍比较滞后。梳理这两个方面建设的具体要求,以推动我国公民法律信仰培育工作和"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     

从《摩西五经》管窥西方法治的另一个思想源泉

《摩西五经》是早期希伯来文化经典之核心，其宗教平等思想反映了希伯来民族争取独立、超越自我的民族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法治基因。在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后，这种民族精神和法治基因成为影响西方法文化发展的主要元素，并在“两希”不平衡消长中逐步成长为权利至上、法律至上、契约神圣、司法公正等西方法治精神，也浇铸了西方信仰法治的文化心理，从而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准备了三大基本要素。     

试析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基于东西方对比的视角

近代西方法治的生成基于政治生活的集团多元主义，信仰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自然法，而缺乏这些要素的东方社会没有成长起近代法治。支撑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崇法精神和民主政治。构建我国法治社会的基础应该从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确保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及司法独立三个方面入手。     

我国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思考

外来物种入侵影响着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物种进化和社会经济等方面,但我国在防控外来物种入侵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无疑加重了外来物种入侵对我国的危害.日本规制外来物种入侵的法治经验为我国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我国可以借鉴日本规制外来物种入侵的法治经验,制定专门性法律,完善信息公开,建立健全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的责任体系,加强国际合作.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