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

在构成要件的解释领域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本源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争.一般而言,形式解释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实质解释论不仅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相较于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更注重刑法目的合理性,更能够实现刑罚的妥当性.     

应然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有消极侧面，又有积极侧面，既蕴保价值，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确证了罪刑法宝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与解决路径

刑法司法解释或法外立法，或与刑法规范内容相冲突，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因此，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溯求，转变旧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观，防止越权解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科学解释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刑法实质解释之反思与评析北大核心

在解释理念上,刑法实质解释与刑法形式解释的争议还在持续,并在理论深度与视域广度上都有突破。刑法实质解释主张个案正义、结果导向及司法能动,这些可以从实质法治、实用主义法学及本体论诠释学那里获得理论支撑。从社会主体的思维模式、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及犯罪构成的逻辑关系等维度,可以获致刑法实质解释实然存在的判断。为廓清笼罩在实质解释之上的诸多疑问,还需对与实质解释相关的问题进行研析。     

刑法实质解释之反思与评析

在解释理念上,刑法实质解释与刑法形式解释的争议还在持续,并在理论深度与视域广度上都有突破。刑法实质解释主张个案正义、结果导向及司法能动,这些可以从实质法治、实用主义法学及本体论诠释学那里获得理论支撑。从社会主体的思维模式、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及犯罪构成的逻辑关系等维度,可以获致刑法实质解释实然存在的判断。为廓清笼罩在实质解释之上的诸多疑问,还需对与实质解释相关的问题进行研析。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不是禁止刑法解释,只是为刑法解释界定了合理的空间。刑法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坚定不移的定律。即刑法解释又要在已定的刑法规范中得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结论。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水火不容吗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是不同层级上的两个概念,从实证主义、刑法的机能以及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定义来看,两者都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法律类推制度必然导致罪刑擅断＂、＂与法律类推之害相较,宁取罪行法定之害＂、＂类推解释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这几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各有优势与不足,在刑罚适用过程中,应该能够使两者实现优势互补,并最大限度地克服两者的缺陷,从而使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得到充分发挥。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辨析

目前我国刑法界存在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提出通过实质解释将缺乏形式规定但具有处罚必要性的行为解释为构成要件行为;将有形式规定但不值得处罚的行为解释在构成要件之外。围绕这两种情形,二者展开了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处罚范围、字面含义、刑法正义及法条竞合等方面的争论。分析表明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是可以、也应当统一的,尤其在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之下,没有争论的必要。     

从毒品犯罪立法看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背离

罪刑法定原则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推崇、采纳.我国1979年刑法一方面把宪法原则中的罪刑法定精神付诸具体化和实体化;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文否定罪刑法定,但很多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公然背离.新刑法虽然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实际内容,并将其确定为基本原则,但在罪刑法定规则体系的实际构建中则仍然是既贯彻又背离.这在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中随处可见.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逻辑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的教科书式解读并不是一种司法逻辑。按照刑事司法逻辑,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有全新的所指。前者致力于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形式之辩,后者致力于对"法有明文规定未必为罪未必处罚"的实质之辩。对于形式之辩,可将其分析为两种辩辞,它们与刑法目的的关系完全不同。对于实质之辩,应着重把握定罪情节的意义和内涵,而其要义则在于规范之辩。     

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及其实现——兼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判定与司法适用

在先法性法益、宪法性法益和后刑法法益中,只有后刑法法益概念具有解释论机能。通过对入罪判断起决定作用的目的论解释以及谨守出罪的实质解释,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得以充分实现。构成要件保护法益的内容决定刑法规范的目的,这便从形式上划定了构成要件的适用范围,实现刑罚处罚范围的明确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刑法的辅助性法益保护原则,通过保守的实质解释进一步限定罪刑规范的适用范围,以实现刑罚处罚范围的合理性。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是复杂法益,包括秩序法益、传统法益和生态法益,三者之间存在一定位阶关系且判断基准在于人类关联性,这对于相关司法解释的准确适用至为关键。     

刑罚的适用解释与判例的作用

刑法的适用解释即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刑法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国的刑法适用解释需要加以规范和制约,以更好地体现公正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实行判例制度无疑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罪刑法定。     

论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相对性

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的一个派生性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含义.但是,刑法的明确性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性、语言的模糊性、刑法规范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实质的罪刑法定必须依赖健全的刑法规范与良好的机制来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我国传统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展到今天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然不是原来绝对的、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包含了实质合理性的内容.因此,作为犯罪实质面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冲突,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贪污罪修改的法教义学反思

法教义学不仅具有解释法律规范的机能,而且其体系性的思考和精致的理论可以为立法提供指导和检视的作用,在刑事立法呈现逐步扩张趋势、刑法解释渐次转向实质化的背景之下,法教义学的批判和检视机能就显得更为珍贵。《刑法修正(九)》对贪污罪从构成要件、刑罚配置、刑罚裁量以及刑罚适用四个方面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力图完善贪污罪在以往的司法适用中所暴露的问题,此次修改虽然突出了刑事立法的问题意识,但由于其未运用刑法教义学理论作为立法指导,使得修正案条文规范的体系性和理论完备性大打折扣,出现了构成要件设置混乱、刑罚配置丧失预防作用、刑罚适用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等诸弊端。     

对刑法三原则的理解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刑法的基本原则乃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了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一、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但该原则的思想基础则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尊重人权主义要求,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使得公…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经侦工作

新刑法施行近八年来的经侦实践表明,一部分经侦民警在执法中尚未真正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若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之“法”。其次,在经侦实际工作中,广大经侦民警要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科学内涵。最后,使用“其他情形”之规定来认定犯罪必须依据明确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关于形式解释论的几点澄清——兼论罪刑法定视域下的形式解释论

法律之生命在于解释和应用,却天生带有一定的粗糙和不足.对于刑法规范的解释运用,如何在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间做出选择,是一个刑法的立场问题,也是刑法方法论的路径选择问题.文章阐述了实质解释论的基本观点,对形式解释论做出几点澄清,并进一步在罪刑法定原则展开了对形式解释论更为合理和优越的讨论.     

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妥协

虽然新刑法已将罪刑法定原则奉为帝王条款,让它在刑法的世界中指点江山,但本该安分守己的司法解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立法领域中给自己开垦了一块自留地,彰显着司法权对立法权肆无忌惮的侵蚀。这种冲突引发了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中法的范畴与司法解释定位问题的再思考。在罪刑法定的要求下明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在罪刑法定的指导下规范司法解释的内容效力,在罪刑法定的释义下寻找司法解释的完善之路,使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互妥协,增强刑法规范自身的体系性和妥释性。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空间——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解释起到相当的作用.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区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刑事政策可以发挥其在刑法解释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但是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解释中应当排斥价值判断,对其解释的性质只能是某种事实的追认,即事实判断.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一旦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现错位,类推解释则会出现,进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