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处分的准司法裁决制度探析——以学生权利为视角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处分决定的作出需要交由校园陪审团通过准司法的听证程序,再分别听取校园司法调查官的起诉和被指控学生的答辩,经一系列法定程序方可成立。校园准司法制度不仅赋予了被指控学生十个方面的权利,也为其他诉讼参加人规定了七个方面的权利,且这些权利均以美国宪法性质的《权利法案》为立法基础,其不仅保障了被指控学生获得公正裁判的需要,也保障了其他普通学生的司法民主参与权,并且还在制度中蕴含了约束权力、保障人权、人民主权的宪政价值。     

论中国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

我国在青少年特别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仍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制观念滞后、相应的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保障机制不完备、司法环境不完善、与国际标准有较大差距等。应当进一步理论创新,构建以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为核心的新青少年法学,同时还应当对青少年特别保护政策、最低标准、保护原则、具体制度和独立程序等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论“职业禁止”的司法适用——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和实施,其对刑法37条的修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较为热烈的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对职业禁止的适用范围、刑法与非刑事法律职业禁止关系的理解等。虽然修正案明确了优先适用非刑事法律,但对为什么要优先适用非刑事法律,以及职业禁止设立的意义何在,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刑法谦抑性是处理刑法与非刑事法律界限的指导原则,包括职业禁止适用范围。刑法谦抑性可以较为客观的区分刑法与非刑事法律两者的界限,纠正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以职业禁止为代表的资格刑的设立不仅完善了刑罚体系,发挥了犯罪预防的作用和促进了刑事司法的规范化进程。     

构建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以被害人、犯罪人保护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降低犯罪人的再犯罪率.而在现有刑事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犯罪人处于困窘状况的现实呼唤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构筑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司法科技推动司法改革——以法院科技化建设为视角

现代科技已经成为推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力量,对法制观念、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机制和法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法院科技化建设作为司法科技紧密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科技强院战略要求、司法为民和司法便民的司法理念,也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成本,是当下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     

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宪法保障与司法保护——以刑事司法为中心

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受到包括<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宣言>等国际文件在内的广泛重视,发达国家的宪法和司法大都予以特别保护.我国在人身自由权利的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与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法律相比,仍有差距.应完善我国宪法、修改刑事诉讼法、改进行政执法,建立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型的侦查机制.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研究——以湖北省司法与行政“双轨制”知识产权保护为研究对象

湖北省知识产权双轨制的保护模式呈现行政保护多、民事诉讼少,行政处罚多、行政诉讼少,行政、民事保护多、刑事惩罚少,保护商标权、著作权案件多、保护专利案件少的格局,说明行政保护依然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导力量。对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对比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的审判工作必须进行改进：设立审判机构,加强诉前保护,分配举证责任,坚持全面赔偿,统一裁判尺度。     

试论青少年权利保护——以“两法”修改为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司法实践应用和新刑诉法的即将施行,青少年（未成年人）保护已经迈上了一个更新的、更高的台阶。从理论依据到实体保护、程序保护,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立法上予以特殊考虑,诉讼权利也得到大力的保障。本文从理论、实体和程序方面阐释了未成年犯罪保护法定新趋向,并揭示了立法的意义。     

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侵入与阻断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理论导致了一系列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司法转处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制度的生成与运行,直接改变了权力划分的结构与框架,使原本清晰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显现出了模糊地带.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侵入与阻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应在其点、线、面上进行全方位改革.     

法治视野下死刑执行方式的抉择

死刑是一种处罚犯罪人的最高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式执行。”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并存的局面。然而,这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押精神是相背离的,从死刑执行方式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不符合其规律的。因此,将死刑的执行方式统一于注射成为今后我国执行死刑的必然趋势。     

宽容刑事观下的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

面对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现行刑法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增加了大量犯罪形态为行政犯罪的新罪名 ,客观上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和范围存在交叉现象 ,应当既承担行政法责任又承担刑法责任。然而我国 ,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执法体系 ,为使行政违法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必须建立健全起科学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文章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实际要求 ,重点对建立健全相衔接工作机制亟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在渐进分析过程中 ,认为当前缺乏具有司法属性的操作依据 ,是阻碍建立这种机制的重要因素 ,并针对性地提出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依法纳入司法轨道的设想     

比较视域下的刑事司法协助——以内地与香港为契点

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上,可以针对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所需要共同面对和优先打击的犯罪比如走私、洗黑钱、犯毒等,先签订分项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协议,之后以这些分项协议所获得的合作经验和实务习惯为基础,逐步制定针对其它范围的刑事司法合作协议,最终寻求构建一个完整有效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以化整为零分阶段地“分而签之”,不同的法域可以就协商的结果,按实际的轻重缓急需要及已经达成的共识的部分先签订刑事司法协助的协议。     

监狱刑罚执行工作深化改革的探索

刑罚执行工作是监狱工作的核心.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以刑罚执行为其职能.通过刑罚执行,实现对罪犯的惩罚与改造,最终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面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刑罚执行现行机构设置、减刑比例、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等影响刑罚执行工作作用的发挥,需要进行大处(科)室制、减刑规范化、罪犯疾病医疗社会化等项改...     

论社区矫正在刑罚中的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实施社区矫正,但对社区矫正如何执行并未做具体规定。针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着重从社区矫正立法、执法理念及适用范围等方面,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

修改和完善死刑执行程序是顺应国际大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当前死刑程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结合国内外相关规定，分析了我国死刑执行程序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的立法建议。     

论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的协调与实践路径——以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为视角

由于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作用范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现象,因而两种权力在具体运作中存在一定的交叉而导致冲突。协调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的关系,既要考虑从立法上理顺两者关系,又在实务活动中使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在理论上,对于两种公权力的关系也应加以澄清,并对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功能与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     

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求和实践着行刑社会化理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行刑社会化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尚存在差距。因此,应当在刑法人道性、谦抑性等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准确把握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并有效地予以改进和完善。     

罚金刑的裁量依据

罚金刑的裁量依据必须以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为基础,坚持以犯罪情形为依据,参酌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进行量刑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罚金刑执行困难的问题不可超越阶段由裁量来解决,只能通过完善执行制度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