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与“知政”

“为政者多，知政者少”，这恐怕是不争的历史经验之论。“为政”者未必真正“知政”。就是说，在其位者未必善谋其政。从历史看，也确实如此。然而，“为政”者却必须“知政”。只有“知政”才能“为政”，“有知”方可“有为”。否则，何以谈“为政”呢 ?“为政”乃万端中之首端，大事中之大事，关系国之命运，民之祸福。大到朝代更替、政权倾复，小到一地治乱、事业兴衰，无不与为政者没有干系。所以，“为政”之事不是谁都可以为所欲为的。 　　“为政”者如何才能善于“知政”呢 ?以愚之见，举烦择要而言，善“知政者”，必先善于“知…     

“大多数”重于“平均数”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平均数”是指经济指标的人口平均值，如人均收入等：“大多数”是指大部分人民群众。应当看到，“平均数”与“大多数”所反映的实际情形有很大不同，必须区别对待。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则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级党委政府要务实、求实，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自然科学”“社会学科”“人文精神”辨

本文质疑了学术界惯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提法,认定这是国内占主流性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所致,并提出了“社会学科”和“人文精神”的提法,对两类提法进行了辨析.     

“志”“情”之辨及其“表现”向度

学术界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很少从“表现”的角度对它们研究。所谓“表现”，一般指艺术家运用艺术手段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理性的、情感的因素比较显著。如果从“表现”层面来研究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则主要指“偏于自我表现”的内涵。本文在辨别“情”“志”的基础上从中国古典美学“表现”的视角对“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进一步研究。     

中国人为何把“春风”叫“东风”“秋风”叫“西风”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与“西”这两个方位词，总是与“眷”与“秋”这两个季节词联系在一起的。在唐诗宋词中，“春风”总是被说成是“东风”，“秋风”又总与“西风”相关。如李白的诗句：“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清代的纳兰性德的诗：“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毛泽东诗词中“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都与古诗词并无二致。     

“有为”和“有位”

“反腐”和“倡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腐”的目的是“倡廉”，“倡廉”必须“反腐”。     

“升级”“扩版”的助推器

红红火火的第六届海峡两岸林博会落下帷幕，首次举办的林产品订货会吸引了15家龙头林产品供应商和100多家林产品采购商，仅此一项就成交24．8亿元。此次林博会的“升级”“扩版”，与三明市政协以提案持之以恒推动工作分不开。变“重数量”为“重质量”，变“软任务”为“硬任务”，变“文来文往”为“人来人往”，变“重答复”为“重落实”，变“一方努力”为“整体合力”，政协提案工作在三明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     

“怨家”变“冤家”考

论文考查了“怨”与“冤”、“怨家”与“冤家”在早期汉语文献中的源流及演变情况 ,指出由于“怨”与“冤”古音相通、引申义也曾有相同的义项及汉译佛经的影响 ,从而发生了“怨家”与“冤家”的词义感染现象 ,加之词语在运用和演变过程中在语音和词形上的区别性作用的要求 ,最终使“冤家”逐渐替换了早期形式“怨家”。     

陈水扁当局“去中国化”出新招，把“国语”“正名”为“华语”

近日，台湾教育部门将对中小学教育大纲进行微调。微调规定要将“中国文字”改为“汉字”，“国语”改称“华语”，“标准国语”调为“流利华语”。笔者认为，这一调整是“去中国化”的新一波“正名”举动。     

谈谈“问题”与“理论”

“问题”与“理论”,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问题中的理论”是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理论中的问题”是属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中的问题”只有来自于“问题中的理论”才是现实的;“问题中的理论”只有提升为“理论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问题”的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当前要重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生态。     

“跑官”“买官”“卖官”古今谈

“跑官”现象古已有之。史称“口有蜜,腹有剑”的唐代奸相李林甫,可算“跑官”有术的典型人物之一。李林甫从一个下级禁卫官升迁至大唐宰相,主要是靠“跑”。他“跑官”的办法有三条:一是“跑”外亲路线;二是“跑”夫人路线;三是“跑”情人路线。李林甫通过“跑”,得官之后在相位十九年,专事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莫让“利器”变“钝器”

紧紧围绕“四风”问题，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四风”问题找准、找透，不能“走神”，不能“散光”。这样，就能避免放“空炮”、“哑炮”和“礼炮”，就能避免批评与自我批评走过场     

“没头脑”和“真本事”

“没头脑”而能当上大官，这才是“真本事”。有这种“真本事”的人不在少数。比如，原阜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傅洪杰就是自称“没头脑”而为人赏识继尔官运亨通的。赏识他的人，则是曾经担任过亳州和阜阳两市市长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这王傅两人的“故事”，可说是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一则当代“官场现形记”。     

“立行”重于“立言”

领导干部既要“立言”,更要“立行”,在一定意义上,“立行”重于“立言”。人们常说的“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群众的民主意识普遍增强了,思想普遍活跃了,对领导干部“言”和“行”的要求也更高了。他们不仅关注领导干部的“言”,更     

“纸面”不应代替“场面”

不少地方、单位在反思总结“窗口”问题时发现，窗口该有的都有，制度一个都不少，员工“十八般武艺”样样“上手”，整改提高就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结果是窗口整改后“外甥打灯笼——照旧”．群众意见有增无减，、但凡“窗口”，多半不乏规定，制度也成套，也有一些好经验、好做法，也确实为群众办理了大量业务。然而．引起群众不满的，不在于写在“纸面”上的制度多少、汇报上的成绩高低，而在于服务“场面”上的“执行”快慢、深浅究竞如何。如果只是站在窗口后看纸面、听汇报．而不在换位体验“时效”中抓整改，“实效”又从何而来？“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查摆整改“窗口”问题，应在群众不满之处用心用力。     

“领导力”中的“领导”与“力”

一提到“领导力”这三个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随便上网站一搜，定会出现成千上万条关于“领导力”的话题与培训开发课程。所有做领导的人不管官大官小，整天就在研究什么是“领导力”。也就是有了这样的需求，那些关于“领导力”培训与开发的公司自然而然也就体现出他们的价值，因为他们充当了“领导力”培训与开发大师。     

“议事”与“办事”

时下，“议事日程”、“议事规则”等用语在讲话报告、汇报材料中出现频率较高，如，把某某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议事规则等，按理说，依照“议事规则”，纳人“议事规则”后，紧接着应是提到“办事日程”，按照“办事规则”，采取切实行动，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敢”和“怕”及几“敢”记者

“敢”和“怕”,是相对而言的。“敢”,就是“不怕”;“怕”,就是“不敢”。很多事情要想做好,就需有一个“敢”字,去掉一个“怕”字。譬如兴办企业,在现今改革开放大潮中,作为一个企业家,就要有“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创造出更多的机遇,增加成功的概率,求得企业更快的发展。如果怕这怕那,不敢大胆地“试”,不敢先迈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