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适用调解之可行性理论分析

行政法理论通说认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对此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制度上的缺失不等于现实中的虚无,事实上,行政职权是可以有限处分的,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有其优势所在。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以及行政法学理论的角度看,行政诉讼可适用调解对行政案件的顺利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我国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的现实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随着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是否真的不适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这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调解制度,并在行政纠纷的解决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现行法治也要求行政机关实行服务行政和参与式行政,这就为双方进行协商制造了空间。本文将借鉴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法治的实际情况,阐述并分析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我国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的分析与设想

如何有效地解决纠纷是我国行政诉讼追求的一大目标.然而,调解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并未被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所认可.从我国的具体实践中看来,在我国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也应当对其适用方式加以一定限制.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法理分析

人民法院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行政诉讼调解,不少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应该在行政诉讼法再次修改的时候正式写入法律.为了批驳这种观点,重新分析了行政诉讼不应适用调解的原因,并认为,它只是目前行政法治面临的种种压力下产生的另一种坏制度,或者说,坏的原因导致坏的结果.它不应该成为解决行政诉讼的手段.     

论行政诉讼引入调解不可行

行政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大量应用,行政诉讼撤诉率的持续走高,引起了行政法学界和人们的普遍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制度的思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提出要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但是,目前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违背了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理论;在实践中也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和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因此,在我国目前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再商榷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的规定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是否适用调解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即不主张调解的适用:二是肯定说,即可以用调解制度(有限的调解).主张行政诉法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是我国权力制约理论的渊源所在,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在法律层面的具体体现.     

试论在行政诉讼中构建调解制度之可能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定从立法上否定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存在。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因为调解原则在诉讼活动中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其权利，而行政诉讼的被告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这个职权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赋予的，往往是特定的，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设立的正当性和规制

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它有利于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性、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当然，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应当通过相应的原则和制度加以规制。     

现代性视角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哲学思考

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热点话题。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接纳不适用调解的原则,本意是防止行政主体任意处分其无权处分的行政管理权,其防范的对象应当是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但这样的法理无疑忽视了现代行政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集权行政,而是包涵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权力行政的客观事实;忽视了行政主体依法享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权的客观事实;忽视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已从一种利益冲突、对立或对抗、互不信任的关系发展到一种利益一致、服务合作、相互信任的关系的客观事实。正因为这一法律制度有这些缺陷,我国行政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和确立调解制度是十分必要,也具有可能。     

德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经验借鉴

德国部分法院尝试实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这种经验对我国有着诸多借鉴意义,但是中德两国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背景、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都有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都将影响法律移植的成功与否。因此,有必要在进行法律移植前充分考虑到需要警惕的诸多差异问题。     

行政诉讼调解:基于能动司法的语义、功能及限度分析

司法能动主义作为一种司法哲学的出现,其主要依据是为协调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变动性之间的矛盾。而现代诉讼理念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为核心,调解等非诉讼解决机制能够使当事人具有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基于这样的时代要求,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得到了实践和理论的支持。因此,在案件数量增多而司法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能动性,积极解决纠纷,就必须加大行政诉讼调解的力度。为此,在明确行政诉讼调解限度的前提下,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多方合作解决纷争,将行政诉讼机制与调解机制有机衔接,形成共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统一体,建构化解矛盾的综合优势和长效机制,从而缓解行政诉讼资源有限与人们诉讼需求增多之间的矛盾。     

关于完善行政纠纷化解机制的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的行政纠纷越积越多,治安管理中的矛盾纠纷尤为明显。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已难堪其重,行政纠纷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更新纠纷化解理念,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改革行政复议制度,改进行政诉讼制度,加强几种纠纷化解方式的衔接,对我国的行政纠纷化解和治安管理工作的加强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协同式行政诉讼:行政审判的新选择

协同式行政诉讼是行政审判的"变通"。协同式行政诉讼重新诠释了行政诉讼的诉讼价值:有利于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有利于被诉行政行为既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也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强调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交往正义"。协同式行政诉讼的构建思路包括:加强司法权、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良性互动,对行政调解的明确认可以及对现有诉讼和解撤诉程序的规范完善。     

关于改进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诉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在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法院"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等现泉,从而影响了其作用发挥.要克服该制度在实践中所存在的缺陷,应采取取消"事清贲明"原则、实行调审分离、限制调解期限、规范调解协议生效条件等举措.     

论我国治安调解的适用

治安调解是行政调解的一种,是公安机关对特定治安案件作出调解处理的法律活动,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拟在阐释治安调解概念的基础上,对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适用原则和适用程序进行论述。同时,拟针对在适用治安调解的实践中存在的办案民警忽视调查取证工作、治安调解的法律效力不足,以及基层公安机关违法行使调解权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的建议。     

人民调解制度与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之比较

调解制度是一种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它在处理社会纠纷,平复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在走过了最初的辉煌后,渐渐陷入了困境。以台湾地区的调解制度为例,从台湾调解和大陆民间调解制度的现状、两岸民间调解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并最终给出保障调解协议效力、加强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与法院的联系、提高调解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设立调解的救济制度等方面完善大陆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希望对中国调解制度的改革有所益处。     

试论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无论在证据观念、证据立法以及证据运用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不完善的证据制度已经给我国的行政审判实践带来危害。从实际出发,树立正确的行政诉讼证据观念;借鉴域外有益的实践经验,加强、加快我国行政诉讼证据理论的研究;参照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之道,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乃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基本途径。     

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之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存在诸多的问题。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应当结合行政诉讼制度在组织法上的功能,取消基层法院对行政案件的管辖权,设立中级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在各高级人民法院增加行政庭的数量;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并且具体规定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这是改革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新的出路。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发展和完善中国国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对于行政相对人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权是有限的,应当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放宽原告资格,简化被告制度,完善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联体与联动：作为社会治理制度的在线调解创新

在线调解是将信息和通信技术与调解制度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线调解不仅创新地将各类调解制度联体起来,实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要求,而且开拓性地将调解制度与相关的社会治理制度联动起来,成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性平台。比较分析"莆田调解"和"浙化平台"两个在线调解平台后发现,二者在各自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依托各自牵头组织的优势,分别采用了制度联体和制度联动两种方式,实现了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享共治,提升了在线调解的制度效能,推动了矛盾化解在基层,促进了社会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