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的新平等观

西方环境伦理学针对传统伦理学思想 ,提出了自然价值与权利概念 ,主张把道德视角延伸到人类以外的自然界 ,赋予自然以价值与权利。事实上 ,这就蕴涵了一种环境平等思想 ;人与自然都是价值主体 ,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 ,因此自然万物以及人与自然都是平等的 ,这种思想引起了思想界的普遍关注 ,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生命伦理学:一门新学科

生命伦理学的产生生命伦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随后在欧洲产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最有生命力的交叉学科。生命伦理学的生命主要指人类生命,但有时也涉及到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以至生态,而伦理学是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性研究,因此,可以将生命伦理学界定为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方面,包括决定、行动、政策、法律,进行的系统研究。生命伦理学产生后不仅获得迅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受到医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宗教界人士…     

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浅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学者纷纷把研究的兴趣转向环境哲学,企图进一步从理论上解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环境哲学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大学派。其中自然中心主义者主张应当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扩大到一切生命和自然界,认为生命和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作用。支撑自然中心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可以总结为三个问题,即"自然价值"问题、"自然权利"问题以及"生态伦理主体"问题。     

从生命伦理学视角看抗震救灾

抗震救灾的实践呼唤抗灾伦理学的建立.作为世界伦理学研究前沿学科的生命伦理学,在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的肯定、对有限救护资源的合理分配、对自我牺牲的必要性的论证等方面,对抗灾伦理学都极具启发意义.     

饥荒学说的类型与分歧:一个文献述评

对于饥荒根源的理论阐释大致划分为FAD理论与权利学说两大类型,另有政治行为说、制度因素说、自然规律说、人口机制说、外部力量说、特殊原因说、复合因素说等做出了各有侧重的修正、补充、综合或着重于某一方面的阐发,涉及自然灾害、地理环境、制度安排、社会政治、人口机制、自然规律、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等多方面的因素。各种观点的分歧主要表现为"自然-文化"、"供给-权利"、"后天-先天"三大方面的争论。     

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性质——类哲学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超越

当代环境问题的凸现,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实质关系.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基本上是沿着两个理论方向,即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展开的.自然主义主张面向自然去寻找环境道德的理论根据,而人类中心主义则倾向于回归人自身去确立这种根据,双方都没有解决好这一理论问题.而类哲学从人的实践本性出发,以"双重生命"观点为理论核心,从"人"的角度深刻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性质.类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重新阐发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性质,实现了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超越.     

试析“善”的定义及标准

古今伦理学家对"善"的定义多种多样,各学派间相互争论,莫衷一是,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到元伦理学,摩尔提出了"善是不可定义的"惊人论点,使伦理学发生重大转向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善"应当是可以定义的,其存在基础即道德会永恒存在。与"善"定义相应,"善"的标准问题随之而来。道德的基础是人性,道德的归宿是人以及社会之利益和福址。从道德的基础和归宿出发,笔者把"善"定义为人格的健全发展,即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看其能否促进人格的健全发展。     

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随着当代技术领域的革新和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存在人工智能的"权利"、人工智能事故的责任认定、人工智能的道德地位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应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人工智能技术中融入更多哲学和伦理学的思考,以生态价值观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增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感,积极构建有关人工智能技术的法律规范。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的讨论,从春秋时代至今已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义利问题不仅属于伦理学的范围,而且涉及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的科学义利观,对广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加以正确引导.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意义重大.     

宪法视角下的私产保护——以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案为例

本文以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案为背景,从近年来不断发生被拆迁户高举宪法捍卫私产这一现象入手,分析近代宪法保护私产的理论基础,探索私有财产从自然权利到宪法权利、从绝对权利到相对权利的发展轨迹,并针对该案涉及的私产保护与强制拆迁等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探讨了私产克减的正当理由、拆迁过程的违法侵权、私产维护的成本考量等问题。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信访治理的四重争论及其化解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制度设置,在现实运作中存在四重争论,本文以“国家--作为国家代表的整体性政府--作为层级的政府--作为具体处理机关的政府”这一框架,对四种争论进行分析。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与权利的争论;二是整体性政府与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人之间:成本与效益的争论;三是层级性政府之间:诉求上行与处理下移的争论;四是具体处理诉求的政府治理方式之间:情感治理与规则治理的争论。四重争论从抽象到具体,层层递进,严重影响了信访制度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治理的化解术。“枫桥经验”为其提供了一个经验视角。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以权力引导权利和以权利监督权力、依靠群众化解、就地化解、引入情感治理等方面提供了化解机制。     

何种生态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涉及到伦理学的深层问题:自然和自由的内在关系。人们通常把自然看作由人和非人自然组成的整体,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当前生态伦理学各方的争论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从自然和自由的内在关系看,全部自然都应当成为人(的实践)的一部分,因为自然是外在自然(非人自然)向内在自然(人)生成的过程,人是自然的一切潜在属性的全面实现和最高本质。而且,人之为人的根本特质正是人权。这就把我们引向理性地选择生态人权论的澄明之境。     

《大碰撞 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

内容概要:该书是《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编辑,多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马国川所著。作者围绕2004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大争论展开,客观地总结了"第三次大争论"涉及的主要问题:     

对道德义务的伦理思考

对义务观念的探讨，早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就开始了，随着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义务的认识愈来愈深刻。然而由于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人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上陷入认识误区，只强调义务和责任，忽视甚至践踏个人权利。鉴于此，本文力图从现实的...     

试析善的定义及标准

古今伦理学家对善的定义多种多样,各种学派之间相互争论,莫衷一是,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到了元伦理学,摩尔提出了"善是不可定义的"惊人的观点,在使伦理学发生重大革命性转向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从论证善可以定义开始,把善定义为健全人格的发展,即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促进人的人格的健全发展。本文想通过学术上的尝试,期对道德理论及当今社会道德建设能有所裨益。     

科学伦理“匡正科学”何以可能——对科学伦理学的实践本性及其现实可能性的分析

伦理的生活世界转向不仅决定了当代伦理学的发展方向,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旧规范伦理的"实践性"差异。作为一种新规范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特性,如果仍基于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理解,很容易对科学伦理的实践特质及其"匡正科学"的现实可能性造成误解。而回归科学伦理学的学理基础可知,科学伦理学不仅是一门以生活世界语境中的实践问题为导向的"无"原理可"应用"的"实践伦理学",而且是一门基于"生活世界"进行"意义构造"的、融"真"与"善"于一体的"规范美德伦理学"。     

试析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的实质

邓小平在总结经验中提出的"不搞争论",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回答,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必须全面、科学、准确理解。在邓小平思想中,"不搞争论"和"不动摇"两者是统一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容搞争论、"动摇不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探索道路"上不能搞争论,实践中还没有经验需要"试""闯"的问题不必争论。无论是"不搞争论"还是"不动摇",都要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科学伦理”探析

江泽民主席今年8月在会见6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时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如何把握"科学伦理"?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探析。"科学伦理"的要旨包括科学伦理学的基点、科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科学伦理学的理论核心、科学伦理学的目的与归缩等四个方面。(一)科学伦理学的基点:科学的道德意义     

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在雇工问题的争论中

雇工这个问题,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大问题.在我党历史上,关于雇工问题有两次大范围的争论,一次是建国初期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争论;另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关于个体、私营经济中雇工问题的争论.与邓小平直接相关的雇工问题的争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次.邓小平在关键时候的几次表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权力伦理的核心问题

政治权力自产生以来就一直与伦理道德纠葛,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从道德视阈研究权力方兴未艾.从伦理视阈研究权力,内容和范围很广,因而必须抓住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学界对权力伦理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争论较大,难以达成共识.事实上,权力具有两重性,即工具性与价值性.工具性解决的只是权力的效率,即"怎么办"的问题;价值性探讨的主要是诸如正义、公平、自由等政治价值范畴,即"为什么"的问题.从伦理学视角研究权力,价值性才是其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