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名称与性质的辨析 ——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

“浙东学派”最早由黄宗羲提出，其所揭示的是浙东学脉，而非一个学派著作的汇总。自黄宗羲及其弟子后学，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其学术特色不仅在于史学，而是经史并重的。因此，其学派的正式名称应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非“清代浙东史学派”。     

张静如对中共历史学批评的探索与贡献

张静如对中共历史学批评有重要贡献。他倡导史学批评,开创党史学史研究;运用史学批评,检视党史学人论著;勇于自我批评,树立党史大家风范。他主张“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正是在反思中共历史学实践基础上,从学科建设高度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要求将党史批评之共识——“求真”,“务实”,“创新”贯彻到具体研究中去。这对于发展中共历史学科,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也集孔

集句诗是集前人诗文的成句，联缀成篇。宋人叶大庆称好的集句诗，“机杼真若己出”，“浑然天成，初无牵强之态。往往有胜如本诗者”。集句诗以晋人付咸的集七经诗为最早。上海古籍出版的《趣味诗三百首》中就有付咸的《集〈论语〉诗二章》：“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鱼，     

“求真”与“致用”:苏洵经世史学的两种理论风格

在北宋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背景下,苏洵怀着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力图使学问有用于当时.史学在他的学术体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于是,他在治史的过程中往往将史学与现实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其史学带有浓重的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说,“求真”与“致用”是苏洵经世史学最为重要的两种理论风格,“求真”包括了史学之“求真”和历史之“求真”,“致用”则使其史学成为有用之学.     

论黄宗羲对宦官制度的批判 ——从制度史的视野审读《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为黄宗羲研究古代制度史，尤其是明代制度史的杰作。本文截取其对宦官制度批判的一个侧面作探讨。黄宗羲认为，宦官起源于“家天下”的专制制度，到明代为害最烈。原因是宦官制度在明代得到了高度的强化，形成了君主也无可奈何的擅权的客观趋势。宦官制度对社会的祸害“如毒药猛兽”，而主要的是在对人们的精神毒害上，让臣子“相趋于奴颜婢膝之途”，让“一世之人”成为“心奴”。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发微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命题关涉到先秦中国学术的发展。春秋社会对王道精神的丢失,特别是对作为西周礼乐文明重要载体的《诗》、《礼》本质的背离,加剧了"礼坏乐崩"的程度。而《诗》、《礼》之类的说教对于当时酣战中的诸侯已失去意义,晚年的孔子遂将王道之思寄于鲁之史记旧闻,从而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局面。孟子称《春秋》"其文则史",有助于了解孔子与《春秋》的相关度,也有助于认识早期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范式。     

积极拓展党史资政的思维与领域

一、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资政，顾名思义，就是为执政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借鉴。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关键是为谁资政。在中国古代，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讴歌历史上的明君贤相，鞭挞乱臣贼子，“使乱臣贼子者惧”。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更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一部治国安邦的执政经典。     

平和的心是金

“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这是温家宝总理在收到友人史晓风先生转赠的新版《黄宗羲全集》后，所写复信中的一句感言。温家宝今年3月22日夜写给史晓风的这封亲笔信，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作了客观而中肯的评价。他在信中说：“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     

试论张静如的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

张静如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党史学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推进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有机结合,提出了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中介理论”主张党史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坚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同时要不断汲取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方法。“中介理论”作为党史学的学科理论,不仅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而且有助于推进党史学学术性的提升,并为党史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论黄宗羲的思想创新、学术贡献及其当代价值——纪念梨洲先生黄宗羲诞辰四百周年

黄宗羲的思想创新的重点与亮点，乃在于他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政治思想和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的力行哲学。黄宗羲通过讲学活动与著书实践，树立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也培植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清代浙东经史学派。黄宗羲的新民本政治思想，一方面是对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超越了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开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黄宗羲“经世应务”的治史根本指导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黄宗羲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黄宗羲批判求实精神及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