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浙江乡村治理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实现村民自治制度,“乡政村治”的制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治理成本,改变了村民主体虚置的状况,在实践层面的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村民自治所确立的“国家弱主导型”模式,既无法回应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也无法适应服务型政府需求的现代潮流。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新难题正逐渐被破解,一个代表“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乡村政治格局正在发育成型,因为“强国家一强社会”关系格局要求,一方面,国家以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服务乡村——提供均等化服务,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自治制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社会治理:新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建构的样态选择

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是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府与社会内在逻辑关系看,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在厘清我国社会治理体系逻辑架构基础上,未来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应围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自我管理、调节能力而展开。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治国理政的科学论断,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它不是西方治理思想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将经历从统一到异化和对立再到统一的否定之否定运动过程,与此相对应,国家职能将从以政治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职能为主。要实现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既要站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想高度,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原则。现阶段要重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化,破除"官本位"意识,提高治理者水平。     

当前中国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本文对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过去人们过分重视国家、忽视了社会，国家与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当前，国家与社会虽然开始分离，但两者的关系仍处于失衡状态。我们要以“强国家－强社会”为目标．切实增强国家的权威性和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建国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建国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学者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多角度分析这一主题,并形成了几种主导性的解释模式。同时,也有学者以西方的一些理论和分析范式为基础对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走向提出了各自的设想。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探析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 ,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 ,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笔者立足于现存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 ,认为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与此同时 ,本文又对以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作了原则性描述 ,提出了村民自治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自身的发展取向。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高校后勤社会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为建立"小政府"模式采取的配套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实质是政府还权于社会,它反映了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初探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是高度同构的一元化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全能主义”的政府职能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壮大，使国家与社会呈现出二元化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必将影响和制约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职能模式的选择。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趋势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与社会在本质上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根据中西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国家回归社会是逻辑和历史的必然。     

浅议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模式——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在传统的政治理论家的国家观中都是将二者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初期也是将其定位于二元对立,主张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从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由来入手,在分析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强调以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作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并论述了该模式下我国行政改革模式的渐进式走向。     

行政活动中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分析--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视角

行政活动中的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定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章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立场,对行政活动中的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进行了历时性和现时性的一般梳理,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进行了国际比较.文章阐述了中国行政救济的历程,具体分析了当前中国行政活动中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的方式和途径.最后,根据普遍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行政活动中公民权利保护与救济亟需正视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当前,需要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完善国家行政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学阐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一进程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多个研究维度。从政治学维度去研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层面进行阐释,以此推进我国"第五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有效的制度保障。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当代西方的理论视角

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巨大挑战。作为对这一新变化的回应,西方理论界建构了三条理论路向。未来国家理论承认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冲击,试图重新定位未来国家的角色与地位;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社会行为体的生长,意欲厘定全球公民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变迁;全球治理理论则立足现实,力图打破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主张水平与网状管理模式,树立新型权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依据我国进入新的历史起点遇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司法制度改革要为国家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推动,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即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自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包括国家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日益异化为控制社会的力量;从最终意义上说,国家终将回归社会,实现与社会的统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为研究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分析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建议.     

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发展及其价值意蕴 ——基于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分析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治理思想.其形成基础可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升华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其方法论特色可从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战略定力与改革创新、完善制度与制度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立足自身与加强借鉴的六大...     

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政策

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的作用.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社会政策代表国家对公民公共福利和集体需要的态度,国家通过树立社会政策的理念、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社会政策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也只有能够有效满足人类需要的国家治理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解读

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战略,其核心是治理.治理的基础品性是主体多元且平等;国家可以是“大国家”即拥有语言、文化、种族、历史、领土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制度性权力运作的共同体,也可以是“小国家”即作为民众所在场景中与市场和社会并列的系统;现代化就是向“现代”的发展演化.国家治理,顾名思义,就是将治理融入国家系统,从而有“大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小国家”的国家治理并涉及相应层面.在国家层面,治理与现代化有相通之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而应该注重本土导向,即将国家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中国化,同时,对国家建设的中国实践进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角色特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均需内化治理理念.各方只有更好地自助和自我增能,才可以互动共进,共致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