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在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可谓百家争鸣。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与处罚,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刑法第133条第3档法定刑,而应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定罪与量刑。     

莫道纱帽小，贪欲不寻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第一款、第三款，第383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现判决如下：被告人季海亭犯贪污罪，系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史某某(未满18岁)犯贪污罪．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4年．赃款依法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新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有哪些修改?

八、新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有哪些修改? 答:新刑法是在“现行刑法”和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施行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的基础上,对行贿罪的规定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与补充。使新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更加明确,更加完善     

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我国刑法第 2 4 9条规定了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文章对本罪的构成特征、法定刑、刑罚适用的指导原则、处理本罪时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同时 ,对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种族歧视犯罪进行了比较 ,提出了完善我国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建议     

论对“挪用公款不退还”的修订

挪用公款罪,作为一个罪名,首先规定在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中,其中第3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修订后的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一修订表明:对挪用公款后不能归还的,不再以贪污论处。笔者就此谈点个人认识。     

关于改善部分“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

罪刑关系是指罪行与法定刑配置是否均衡的关系。现行刑法共规定了826种罪行(构成类型),分别配置了37种法定刑,其中大多数配置是均衡合理的,但是也有少数配置失衡的情形。例如,(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贪污罪、受贿罪和绑架罪等罪名“罪刑单位”结构存在问题较多,另有几种法定刑幅度跨越了重罪与轻重的分界限,不利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严重影响了刑罚的正确适用。为了提高个罪的立法技术,改善和优化我国刑法中的“罪刑阶梯”,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本文通过对不同罪刑关系的纵横比较研究,提出修订现行刑法部分条款的立法建议,并且较为详细地阐述修订的理由,以便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期盼大家都来研究这些问题,为立法机关将来修订刑法提供理论支持。     

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刑法第333条立法缺陷的理论分析

转化犯是轻罪向重罪的转化 ,转化以后的犯罪的法定刑应当高于基础犯罪的法定刑才能体现罪刑相当原则。我国现行刑法第 333条在法定刑的设置上 ,与其转化犯相关条款的法定刑之间存在矛盾 ,不相协调 ,应予修改。     

绑架罪之法定刑分析——兼论《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修改

1997年《刑法》第239条有关绑架罪法定刑的规定过于严厉,量刑情节过于简单,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诸多困惑或分歧。《刑法修正案(七)》尽管降低了绑架罪的起刑点,但仍存在减轻处罚情节的设置过于粗糙、加重量刑情节的设置过于严窄、对婴幼儿人身权利的特殊保护不全面等问题。因此,在减轻处罚与加重处罚情节的设置上做适当的调整,以趋合理。     

刑法第182条之立法变迁及评析

我国1997刑法第182条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999年刑法修正案将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纳入刑法第182条的规制范围,2006年刑法修正案再度对刑法第182条予以修正。至此,刑法第182条适应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之需,加大了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行为的处罚力度。但刑法第182条将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与操纵期货市场的行为混合规定,不符合经济行政法规对证券、期货市场规制不同步的现状,应分款予以规定;本条采取叙明罪状的规定方式,不符合本罪作为行政犯的基本规定方式,应规定为空白罪状。“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不能准确限定本条规定之罪的外延,应取名“操纵证券、期货交易市场罪”。     

聚焦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之修正

刑法第六修正案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正。较之以前的规定,修正后的该类型犯罪在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法定刑等方面都有所调整。具体而言,刑法第134条的主体被修正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不应当仅限于过失,在罪名上应当分解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和强令违章作业事故罪;刑法第135条在客观方面和主体上都有所修正;对于新增设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应当全面地理解立法意图,以求正确地践行于司法工作;最后,将单位列为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的主体提出了一定的修改建议。     

贪污罪盗窃罪的立法与司法比较

贪污罪与盗窃罪同为传统多发型侵犯财产罪。由于犯罪主体、客体和行为方式不同,前罪的社会危害性比后罪要大得多,但是依据现行刑法,前罪的法定刑却明显地轻于后罪。适当降低贪污罪的起刑点、提高其刑罚标准,并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贯彻执行,既是扭转当前反腐斗争严峻形势的需要,也是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     

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比较分析和立法完善——兼与“既遂模式”论者商榷

对于需要处罚的未遂的故意犯罪,我国刑法分则通常以既遂为标本规定基本法定刑,但对于基本罪状的规定则既不同于意大利刑法明示的既遂模式,也不同于德、日刑法在逻辑上隐含的既遂模式,而是一种非既遂模式。这种法定刑上的既遂模式与罪状上的非既遂模式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导致了学界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误解,并由此支撑着一个虚假的犯罪既遂理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借鉴意大利刑法的既遂模式,将犯罪的既遂要素明确规定在基本罪状中,并通过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明确未完成行为的刑事可罚范围。     

从偷税罪到逃税罪的立法演变分析

偷税罪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抽象、笼统、单一、欠缺到具体、明确、科学、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典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从行为方式、构罪标准、法定刑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实行有条件的初犯补税免罪机制。同时,罪名也被修改为逃税罪。     

江苏省首例“自洗钱”入罪案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191条洗钱罪作出重大调整,删除了“明知”“协助”等表述,将“自洗钱”单独规定为犯罪,即行为人自己实施上游犯罪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前不久,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纪某贪污、洗钱一案,并当庭宣判,以贪污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纪某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60万元。本案系江苏省首例“自洗钱”入罪案。     

对变化中贪污罪主体的反思——从一起错案谈起

刑法中贪污罪主体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将贪污罪主体扩大化的问题,违背主体和客体之间在逻辑上相互规定,而且容易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所以应对贪污罪的主体范围重新加以界定。     

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正>1988年1月《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发布实施,给受贿罪以立法形式下了明确的定义,“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个定义具体地揭示了受贿罪的主体、受贿行为的方式以及贿赂的内容等。为今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对受贿罪的确定起了很大作用。新刑法上的受贿罪基本上借鉴了《补充规定》上的规定,其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

正(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含义和收购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     

从刑法典看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从《刑法》体系看，虽然我国刑法中未出现“商业贿赂”字眼，但通常认为：我国刑法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是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和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是指非法批准征用、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