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商会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

民间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商会先发地区的经验为我们改善民间商会在地方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借鉴。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民间商会自身的素质,加快制定商会法,努力形成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商会组织在民主协商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商会组织作为企业与政府的连接纽带,既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政府经济决策的必要渠道,也是政府了解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途径,以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推动我国民主协商体制的建设与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的改革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化与多元化,要不断健全民主政治的体系建设、不断革新商会组织参与民主协商的政治环境、不断加强和优化其自身能力的建设,充分发挥商会组织对推动协商民主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     

政府对商会发展的管制及其改革取向

本文从政府管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商会的生成发展状况,认为我国政府严格的管制严重制约着我国商会组织体系的完善.为此,本文从改革商会的产生机制、建立商会的退出机制、善用对商会的监督机制和找准改革突破口入手,提出政府对商会管制的改革取向.具体说,主要包括使双重管理体制过渡到单一核准登记制;允许一业多会、公平竞争;先发展、再立法、后授权;把握反倾销浪潮的契机.     

商事制度改革中政府商事管理职能向商会的转移:模式、限度与改革方向

政府商事管理职能向商会转移是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制度安排。为解决商事管理失灵的困境,政府通过市场竞争化生产、供给主体多元化两类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分离的职能社会化方式降低管理与服务成本,推动了政府相关职能向商会转移改革,相应形成了购买商会社会服务与授权商会"准公共权力"两类实践形式。在提高行政效能、促进行业发展、供给多元服务等层面已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改革的阻力亦逐步显现,竞争不充分、权力下放缓慢、配套保障缺失等限制性因素正阻碍改革的深化。究其根源,阻碍改革进程的关键症结在于政府简政放权过程中放管尚未有效结合,应当倡导在政府积极培育商会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充分竞争环境以提高政府放权意识、建立综合监管机制等举措合理应对,从而构建合作、互助、共赢的新型政会关系。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地方民主创新可持续机制因素分析

地方民主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在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民主治理的制度机制创新,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制度链条和制度环节,其中组织推动、公民参与、社会支持、制度规范、治理绩效是其影响因素和制度环节。只有各个影响因素发挥正向激励,并形成正反馈的制度合力,地方民主创新才能成功生成并持续发展。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些矛盾纠纷仍然大量存在,而基层社区往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机制,有助于使矛盾纠纷处置关口前移、重心前置,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异地商会:寻求地方政府与异地企业的良性互动——基于公民社会理论的探讨

异地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当今中国,不论是要求发展的地方政府,还是寻求利润的异地企业,异地商会的发展对二者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以公民社会理论为理论视角,以异地商会的生发机制为出发点,重点阐述了异地商会能够使地方政府和异地商会实现良性互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民主论析

现代社会是一个治理的社会。要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就必须保证各种治理主体,尤其是公民大众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由于缺乏话语民主的支撑,我国的地方治理缺乏公民组织的有效参与。公民社会贫弱、公民文化落后、公民意识淡薄、公民能力低下、民主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地方话语民主的发展。建立健全以党群合作、政府与社会合作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治理,拓展地方治理中的话语平台与话语渠道,健全中国特色的基层公民治理,从治理体制、机制上践行地方话语民主,是实现话语民主与地方治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新路径。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法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

传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政府管理区域公共事务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政府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分离出去,还权于社会,而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应当是承担这些职能的社会组织。因此,引入以"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治理就成为了必然。在法国,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它践行"竞争-合作主义",不是一般民主机制中包含的以政府主导、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吸纳,而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存在的磋商与对话模式。从法国的实践经验看,治理要得以真正建立,必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三个层面上形成合作,实行多层面的协调互动。     

论我国异地商会管理体制的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异地商会大量出现,对沟通政府和企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在异地商会的管理体制上还存在着法律规定欠缺、外部管理体制混乱、内部管理体制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当制定统一的商会法,正确处理政府与商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引导异地商会的发展,改革双重管理体制、使之逐渐向一元管理体制转变,放松一地一业一会的限制,完善异地商会的章程和内部组织机构,并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     

异地商会:寻求地方政府与异地企业的良性互动——基于公民社会理论的探讨

异地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当今中国,不论是要求发展的地方政府,还是寻求利润的异地企业,异地商会的发展对二者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以公民社会理论为理论视角,以异地商会的生发机制为出发点,重点阐述了异地商会能够使地方政府和异地商会实现良性互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当代中国协同治理的典型研究:以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为例

浙江温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信用治理实践为检视当代中国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典型样本。温州社会信用治理先后经历了行业治理和地方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以地方政府、民间商会、民营企业和行业精英为主体的协同治理在行业治理中取得成功却在地方信用治理上陷入困境。从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中治理绩效的反差为参照来探讨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实现机制与制约瓶颈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随着新时代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逐步显现,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系统分析浙江省浦江县花桥乡实行协商民主开展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发现,以协商民主为平台开展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充分保障普通村民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权利,能够夯实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融洽干群关系以及增进干群对于基层治理的共识,成功化解各种误解和矛盾,凝心聚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从而有效促进农村社会精细化治理。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探索建立由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普通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民主机制,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与治理效能研究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是促进协商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通过发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增强人民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建立平等包容、理性表达的政治参与平台,保证基层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基本实现基层自治,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但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治理效能的提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健全法律法规,明晰协商议事规则,提高人民群众议事能力,激活多元主体活力。     

论政治文明视域下的政府法治化路径

政府法治化是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民主与法治是其中的精髓。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必须与政治文明建设相契合: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来实现人民民主;通过依法行政、行政的司法规约、完善政府自律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来提高政府效能,保证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法治化是迈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下的政府组织人际信任研究

政府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尤其是主要成员间的人际信任不仅关系到整体性政府组织合作与运行的持久性和有效性,也关系到政府组织内部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的共享与扩散,还将关系到整体性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的合理建构。目前,政府组织的人际信任机制在个体、结构和技术层面上表现出诸多问题,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从个体、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进行建构,以提高整体性政府组织的工作效率,实现整体性运作。     

从公共权力透明化看公共问责机制建设

公共问责机制的建设是民主治理的重要标志和基础。目前,我国公共问责机制的建设仍存在法治化水平较低、问责信息不对称、民主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公共权力不透明,公共问责难以落到实处。政府应推动公共问责机制的建设,通过完善公共问责法制、强化公共问责制度、推动公共问责信息公开、扩大公民问责参与渠道等,推动公共权力运行透明化、公开化,提高我国国家治理水平。     

积极推动商会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商会协会作为经济领域的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市场和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开展商会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会会精神的具体实践,是工商联投身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去年以来,浙江省工商联在全国率先试点,积极推动商会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以点带面,因地制宜,逐步推开,取得了阶段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