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确定和程序设计

我国应尽快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警察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称之为警察证人。警察出庭作证并不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其程序应包括:申请警察证人出庭作证程序;通知(强制)警察出庭作证程序;查明到庭警察证人身份程序;法庭向警察证人交代权利义务程序;警察证人宣誓程序;警察证人作证程序;控辩双方交叉询问质证程序;法庭补充询问程序;警察退庭程序。     

关于证人不出证法律责任的探讨

询问证人,是收集证据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几乎任何一个刑事案件的侦破都要对一个或几个证人进行询问。询问证人、收集证人证言,这对查明案情正确处理案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应作证的证人不作证,应该如何处置?我国法律对此未作明文规定,亟需完善。     

我国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证言是刑诉中的重要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保证被告人包括质证权在内的辩护权、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价值。尽管2012年新刑诉法已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顽疾依然没有根本扭转,仍然存在诸如关键案件和关键证人的范围界定不清、关键证人的出庭作证程序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有限、难以承载所有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完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或许是保证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最佳结合的有效手段。     

询问证人规范化之探究

询问证人是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向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搜集破案线索和获取证言的一种侦查措施。证人提供的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最为普遍的证据来源,询问证人也就成为了侦查过程中运用最普遍的侦查措施之一。正确的把握证人的内涵和外延、准确了解证人的权利义务对指导公安司法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我国实际,利用比较法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询问证人制度的建议。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意义重大,关系着案件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细化和完善我国证人出庭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证人出庭的预期价值,具体措施有：扩大证人保护案件的类型;明确保护措施的实施程序;完善强制证人到庭规定;明确证人拒绝出庭后其书面证言的效力。     

贪污贿赂案件言词证据的收集

在检察机关自侦的贪污贿赂案件证据体系中,言词证据因具有证实犯罪事实的直接性而具有重要价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证人改变证词等问题已直接影响到自侦案件的质量.这既有言词证据特点方面的原因,也有贪污贿赂案件特点方面的原因,更有侦查人员收集、固定证据态度方面的原因.应当通过端正侦查人员对待言词证据的态度、采用科学的询问(讯问)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庭审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来解决以上问题.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类型之一,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证人出庭率很低,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探寻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及其相关的保障措施,提高证人出庭率,对于强化庭审功能有着重要意义。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审判公信和人权公义纵观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目前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分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核心制度、保障制度和程序制度确立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和限定应当出庭证人范围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题中之义,完善证人安全保护制度和规定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逻辑结果,规范庭审询问证人程序和明确证人证言采信规则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认证程序.     

论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事实审目标是查明事实,从而作出公正判决,查明事实的手段就是证据调查。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相适应,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各方询问。为了促使证人积极出庭作证,应当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与相关的证据特权制度、证人权利保障制度相协调,最终使法官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文摘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任红宇在《建立证人作证物质补偿制度是解决证人不愿作证现象的重要保证》一文中认为：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性情况的人，均属案件的证人。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案件的证人有出示证言及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由此可见，证人出示证言及出庭作证是查清案件是非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审判方式改革最终成功的重要保证。然而，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日益突出，并成为…     

论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的质证

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通过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审判人员会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分析从而作出证人证言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的判断。由于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质证的主要法律规定存在有缺陷,导致我国在民事审判实务中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流于形式。我国在民事诉讼立法上应当设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由审判长主持下的以当事人双方对证人询问为主的质证模式,才能提高对证人证言质证的质量并有利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作出公正裁判。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证人出庭实效观测——以Z省法院为样本

证人证言对刑事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规范和调整。通过对该法颁布一年半以来Z省法院司法实践中证人实际出庭的56起刑事案件的实证调研来观测证人出庭实效,发现其中既有案件类型较为丰富且相对集中、辩方提出出庭申请与辩方证人出庭数量均占多数等特点,也存在出庭证人对关键事实的证明质量不够理想、证人翻证等改变证言现象时有发生以及法官对口头证言的采信情况不佳等实践难题。司法系统对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遵循极大地制约了证人出庭实效发挥,应采取完善法律规范、构建制度依托、改革评价机制、充沛司法资源等措施促使证人出庭制度的改革,促进证人出庭实效的司法实现。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证人出庭作证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通存在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 ,有必要从转变司法观念 ,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建立证人特权制度等方面 ,有效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浅议证人怠于作证的价值博弈

摘要：证人证言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对查清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在证人证言的使用上却差强人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效果。分析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作证的原因，探讨证人作证时出现的价值博弈或利益博弈问题，找出证人怠于作证问题的可行性方法，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意义重大。     

浅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规定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中确立了强制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然而这一规定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该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     

当事人询问在行为保全程序中之构建

当事人是案件过程的亲历者,是事实认定的最佳信息来源,其陈述助益真实之发现;当事人与案件结果具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是最差的证人,其陈述阻碍真实之发现。鉴于当事人对案件真实发现正反两面之功效,向来以正确而慎重裁判之达成为目的诉讼程序,将当事人询问规定为补充性证据,并居于证据种类排序的末位。而在以简易、迅速而经济裁定之达成为目的之行为保全程序中,首先询问当事人既能契合程序固有的快速解决机制,又可以满足被申请人甚至案外人之程序保障,使得法官尽早掌握案件要点。因此,取消当事人询问之补充性地位,并置于证据种类排序的首位更符合诉讼目的。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研究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证人不出庭作证，极大地伤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和司法的权威，也与法治的精神相悖。为此，有必要探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基础，认真分析我国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深层次原因。在吸取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证人出庭作证的传唤程序、保障证人出庭的强制手段和伪证制裁措施等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科学合理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侦查询问证人的基本策略

询问证人是刑侦人员普遍采用的一种侦查方法。为有效地从证人陈述中获取有价值的案件信息,既要遵守法定程序,更要讲究询问策略。询问人员应当预先弄清目击证人的作证资格,理性地分析其作证的心理特点,询问交流时应从方便证人的角度去选择询问的时间和环境,科学安排询问的步骤,讲究听取陈述的艺术。必要时还可利用认知询问技巧,引导证人更加全面地提取业已存储的记忆内容,使其陈述更接近于事实。     

书面询问制度在日本的移植及其启示

书面询问是德日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一种证据调查方法。与证人仅仅单方面提供书面证言不同,它通过书面问答的方式,尽可能实现法官与证人、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交流。书面询问是直接主义、口头主义的例外,在适用条件和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该方法与其他措施一起构成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特殊证据调查体系。日本从德国移植该项制度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类型化设计,对我国相关司法问题的解决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