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共在山西的战争动员工作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山西成为当时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地带,以山西为中心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一系列根据地,大大增长了八路军的实力,有效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工作,山西人民为了抵抗日寇侵略,参军参战,出钱出力,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队伍,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地区领导抗战的史实为基础,分析山西地区抗战动员的原因、内容、方法、成效,并挖掘其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抗战动员研究

自"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发表庐山谈话,制定民主建国纲领。开展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动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行动,进行国际声讨和国内动员,军民一心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但国民政府在社会动员上的不计成本,对社会承受能力的考虑不足,加之自身的内斗和腐败,深化了社会矛盾,为国共内战的失败埋下伏笔。     

试析毛泽东抗战军事理论与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之所以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有毛泽东的科学军事理论指导。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中日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做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预测和游击战具有战略地位的判断;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的具体形式是实施敌后游击战,而开展游击战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打一场陷敌于汪洋大海的人民战争;国共两党领导人虽然都提出了游击战方针,但由于在代表谁的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同,结果自然大相径庭。     

从能力到主体:社会动员研究的话语转向

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能力研究是一种典型的转型话语,是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背景下,转型话语将被市场体制话语取代,社会动员研究的焦点将从社会动员能力问题转向社会动员主体问题.社会动员研究话语的转向将使我们把现实关注点转向对社会动员主体的认同与培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启示

党的农村社会动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和独特的领导方式,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经历了从"革命惯性型"到"幸福共享型"的演进历程,其不断推动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期间也曾因党的指导思想偏转、工作重心迷失、动员手段不合时宜等诸多因素,出现过一些失误。新时代唯有重新审视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挑战,不断进行自身的调试和变革,尤其是始终巩固党与农民的"共同体"关系,实现动员合力的有效链接,才能充分释放社会动员的实践效能。     

政策动员及其在中国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运动———强制式动员模式在完成国家集体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更是将这一模式运用到极致。改革后,政治动员开始向常态和制度化的政策动员转化,群众运动式的动员开始向运动式治理,强制式动员开始向诱导式动员,运动剧场的营造式动员开始向政策宣传与理论学习转化。     

网络动员中的互动行为研究

网络动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相对于传统的社会动员而言,其最大的优势来源于充分利用了网络空间的种种特性,以虚拟社群组织为主体,通过互动讨论,弥补了组织及动员行为本身资源的不足,从而获得巨大的力量影响现实社会。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以虚拟社群组织为观测场域,具体分析了网络动员中互动讨论的类型及其在加速信息传播、加强社会认同、构建社会关系等方面动员行为产生的影响,认为互动讨论是虚拟社群组织资源动员的行为基础。     

创建示范:政策执行中的控制性动员北大核心

作为一种政策执行工具,创建示范在中国的治理实践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本文对创建示范的实质内涵和运作机理作出了初步的刻画,将创建示范的运作逻辑理解为创建示范设置方、创建示范管理方与创建示范参评方按照一定的创建框架(游戏规则)的互动过程。创建示范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在于中国政策执行存在控制与动员的双重需要,高层级政府既需要动员下级和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又不希望失去对政策执行的控制能力。通过对创建框架的设置和基于相对绩效比较的激励配置,下级和基层政府往往会卷入创建示范的竞赛,政策执行过程的控制权更多地掌握在创建示范设置方和创建示范管理方之手,从而实现一种控制权重心在上的动员效应。创建示范项目的过度使用会造成基层的超负荷运行,以及较为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农民利益的维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正确认识到了农民于民主革命之重要性,把切实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利益作为赢得民主革命的重要战略支撑.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实际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利益的方针、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最终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革命动员中的“买办”话语研究

买办原本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由于其依附洋人的经历和"代理人"角色,在革命动员中,经过政治宣传和诠释,买办话语被扩展到泛指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服务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人。买办在一定程度充当了革命年代社会动员和反对西方势力的代名词。     

从行政主导到社会动员:新型城镇化动员机制创新

当下方兴未艾的城镇化运动主要依靠政府一元的行政动员机制推进。这种动员机制导致浪费巨大资源、抑制社会参与活力、危及地方党政机关合法性等诸多弊端。只有以多元化的社会动员机制替代传统上以行政主导的动员机制,才能从动力层面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的引擎。要构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社会动员机制,可考虑从转变城镇化推进思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与推动城镇化作用,以及正确认识及发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主体的城镇化动员作用这三个路向展开。     

征集长城抗战文物倡议书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思念,翻开长城抗战这一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壮烈而厚重的一页。1933年初,山海关内外黑云压城,面对日军无耻的挑衅和进犯,中国守军奋起抗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在此后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中国守军14个军30余万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依托长城这一中国最古老的国防工程,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绵延千余里的100多个长城关口上,以窳劣的武器装备与进犯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喜峰口守军二十九军将士组成500人的大刀队,夜袭敌营,以白刃和血肉…     

解读抗战文学中的“特殊日本兵”形象

在抗日战争期间,众多爱国作家把自己在战争中的情感体验融入作品当中,在激发大众斗争意识、反对文化统治、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众奋勇抗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塑造日本兵形象过程中,爱国作家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日本兵内心深处,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性复苏与反省的"特殊日本兵"形象,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能够教育人们理性看待中日关系,在艺术创作中摆脱脸谱化的思维、准确塑造日本兵形象,铭记屈辱历史,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近十年以来我国抗战精神研究综述——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抗战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以来我国学界对抗战精神的形成、内涵、特征和价值启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了解我国抗战精神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可以更加深入认识和学习抗战精神,为更加科学有力地提倡抗战精神打下坚实基础。     

新时代的“抗战胜利纪念”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成为一种法定的、常态化的仪式。国家通过纪念会、座谈会尤其是国家公祭日等方式,传递对抗战胜利的纪念。抗战胜利纪念是中华民族与其独特历史渊源之间的一种纽带。这种由国家设立的记忆装置,不仅纪念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同时彰显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通过抗战胜利纪念,传承中国精神与民族精神,型塑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认同;协和新型国际国内关系,凝聚中国的各方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山西与广西抗战文化比较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处于西南边陲,山西处于华北抗战前线,二者战略地位都很重要,但两地在抗战文化涵盖的类型、内容和范围上有所不同。由于两地均为与蒋介石集团既相关联又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掌权,为了生存,在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下,形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进步的、宽松的抗战文化氛围,在抗战文化方面表现出许多共性。     

抗战感言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60年了。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许多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但更多的烈士尸骨无存．连姓名都无从知道。我是抗战的参加者和幸存者．如今也满头白发，垂垂老矣。回顾六十年前的艰苦抗战．怀念英勇牺牲的烈士，     

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

农民进城有就业型、生活型和子女上学型之分。改善农民进城的外部环境要坚持人权原则、竞争原则、公平原则和平等原则。农民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遵守城市规则,保护公共产品,改变原有的生活习俗,增强自身的技术能力。     

我国社会动员的一般模式分析——以“汶川抗震救灾”为例

近年来,我国逐渐进入了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突发期和频发期,为了及时、有效地应对这些灾害就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否用最短的时间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抢险救灾中来,就成为能否应对灾害,减少损失的关键所在。而能否动员起人民群众的关键是采取有效的动员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以往成功的动员案例中进行总结,汶川抗震救灾中的动员就是一起成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