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由农民工群体中分化出来的群体。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该群体的学术研究也趋向多样化和专业化。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该群体融入城市的现状、制约因素以及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的描述,对近年来相关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     

非城非乡的农民工闲暇生活——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社会结构也在不断重组、分化。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除了打工赚钱之外,其日常闲暇生活也应该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农民工闲暇生活的阐述了解到农民工消费生活向城市看齐,互动生活多为群体内交往,闲暇方式具有封闭性、低发展性和时代性特点。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既未融入城市,也不同于农村,处于非城非乡的第三种状态。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城市融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青年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及在具体的城市生活过程中所依赖的社会支持网进行分析,指出了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正式社会支持网及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特点,并分析了二者与青年农民工群体能否实现城市融入间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困境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群体,作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性群体,他们融入城市的意识与其父辈农民工相比是非常强烈的。而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必然会实现市民化,但目前在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仍存在着一些困境。     

标签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称谓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要社会群体。"农民工"这一称谓的出现便带有一定的"贴标签"色彩。追溯"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基于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对"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标签的形成原因,如制度因素、外出动机、大众传媒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剖析,从政府、农民工及城市社区等角度入手寻求"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去标签"策略。     

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分析——以哈尔滨市为例

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介于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融入到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心城市之一的哈尔滨,制造业农民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通过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对哈尔滨市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现状进行分析,归纳出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的特点和制约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生活条件差、就业服务缺失、社会保障程度低、归属感不明确和自卑心理过重。促进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思路和对策在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和发展继续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状况、特点及问题——基于云南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农民工群体。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甚至人生态度等,与他们的前辈有着很大进步。但也突出存在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收入普遍偏低,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参保率低,生活满意度低于工作满意度,融入城市困难等诸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应从制度、机制等方面入手解决。     

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存在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从农村涌入了城市,承担着建设城市的重要的基础工作,为城市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本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我国传统观念和城乡社会二元的制度结构等原因,他们虽然身在城市,然而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中去,成为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本文立足于分析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状、融入障碍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建议对策。     

农民工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兴庞大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在众多方面与城市生活存在巨大分歧,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过程遇到一系列障碍。如何推动农民工继续社会化,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农民工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障碍及解决对策。     

群体污名意识的建构过程——农民工子女“被歧视感”的质性研究

农民工子女是当前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新生群体,城市的生活使他们建构起对自我群体的意识和群体认同。本研究将从群体过程或发展的角度出发,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分析农民工子女被歧视感这一群体污名意识形成和建构的过程。     

规划性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走向与对策

社会作为一切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迁。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变迁的特性。社会变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放任主义的自然变迁,一种是体现人的意志的规划性变迁。将农民工纳入规划性变迁中,有助于改善其生存状况,使之成为社会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计划,农民工在规划性社会变迁中由消极限制到积极保障,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求通过国家规划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有的过渡性社会群体最终趋于消失。     

农民工融入当地社区的壁垒及实践策略研究——基于对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群际关系的分析

当前,非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农民工超越户籍等制度壁垒融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但已有文献尚未摆脱"制度决定论"的宏观研究,较少触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中观实践层面。本文通过对杭州市722位农民工社区融入现状的实证调研,从农民工和社区居民的双向维度考察了两大群体的群际关系,分析了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类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经济融入能力的提升和城市认同感的增强,社区排斥现象进一步凸显,整体社区融入状况不容乐观。分析表明,当前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除了求助于政府主导和制度引导外,还有赖于从社区支持的角度去寻求实践策略。     

金融风暴下的"农民工失业潮"及对策分析

金融风暴的冲击使我国农民工就业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新形势下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首先介绍由金融风暴引发的“农民工失业潮”,其次从加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培训、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当前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发展的对策：     

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几点思考

在国际金融危机等综合因素导致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追一步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是解决农民工就业乃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中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着经费、质量、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为此，需要追一步发挥政府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多元化培训体系，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切实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需求。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杭州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知上,一方面表现出对融入城市的期盼;另一方面,出现自我对身份认知迷茫、困惑,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认知失调及行为的选择性差异。其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也逐渐引起社会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个体对身份认知的不同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相关影响因素。     

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倾诉渠道与性别差异——女性并不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更严重

基于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显著大于男性;但透过调研中大量个案访谈却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比男性更少出现过激行为,更适应城市生活。回归分析亦证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大,但城市适应力却更强。通过机制解释分析则发现,导致这一悖论的原因主要在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诉说和社会帮助两方面显著优于男性,拥有较好的心理疏导机制。     

我国大学生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分析——以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为视角

本文分析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大学生和农民工两大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产业链中产品设计、仓储运输、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六大软环节的发育不足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不高;加工制造的分工环节给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岗位,但成本上涨压力和国内国外的激烈竞争降低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结伴外出、依靠"亲友介绍"工作是两代农民工初次外出与求职的共同特点,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追求经济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追求个人发展,农民工外出倾向于低龄化,童工现象比较严重。农民工进城之后,"跳槽"频繁,就业层次低,多数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只是一种"平移",并没有带来职业地位的提升。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次比第一代农民工高。     

社会制度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基于湖南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对长沙市301名青年农民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且受社会制度的显著影响。其中就业机构、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状况与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显著相关;就业机构和就业培训与职业稳定性显著相关;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与职业发展机会显著相关。因此,必须改革与完善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消除青年农民工就业的制度歧视,并大力加强青年农民工群体的自组织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