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之探讨——从比较法的视角切入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案例依此规定却往往会出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当事人之间公平的情况.因此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在私法上的效力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认定标准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明确了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是立法没有明确何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导致司法实践无所适从。本文试图从一个案例入手,首先介绍了我国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沿革;其次界定了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并进行了比较法上的研究;最后从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出便于操作的区分标准。     

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与民事行为效力的判定

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通常因司法实务中一定的思维模式而不被关注，但是法条又不禁止，这不免让研究法学理论的人们产生种种疑问：究竟是一定无效？还是视不同具体情形而定？为何不能确定无效？其背后又是怎样的问题？实际上。研究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要明确强制性规范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在各种强制性规范中，我们亦需确定不同类型规范的效力先后顺序。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不能简单认为违反了强制性规范的行为即为无效，并试图提出了一种理论，借以将强制性规范进行分类。从而可以分别判别违反这些规定的法律效果。     

社会公共利益与强制性规定在无效合同认定中的适用关系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制度,其中第四项与第五项的使用颇具争议,两者的适用关系也是学界和司法实践关注的焦点。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强制性规定的限缩解释,所以当合同违反低位阶法律时,往往出现法官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造成裁判实践的混乱。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明确界定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规范在无效合同认定中的适用关系。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合同无效制度的适用体系,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合同无效判断标准不明确的问题。     

建设工程“黑合同”效力认定探析

黑白合同的存在是建设工程市场公开的秘密,也是合同管理中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不完善、不协调,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黑合同的效力基本予以否定。认定黑合同效力的标准是:坚持《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合同不存在《合同法》上的否定,合同不违反《招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     

解读与审思:论合同无效的判定标准——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导致的合同纠纷数量在民商事案件审理当中占据较大部分,认定合同有效与否是解决此类合同纠纷的关键,但由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比较模糊,也存在不少问题,因而导致实践中出现理解难、认定难、适用难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开新。首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两个成立要件为视角,对《合同法》中的现有的规定进行深入的解读;其次,对现有的法律规定的优点与不足进行评述;最后,结合现有的问题及相关个人研究,本文提出建立一个以"违反公序良俗"为核心标准,佐以"双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全新、多元化的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认定标准探析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与管理性/取缔性强制性规定相对应的一种法律规范,其对合同行为的效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标准,学界并无统一认识,司法解释也未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法律规定本身对合同效力有无明确规定、强制规定限制的主体等几个方面具体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取缔性强制规定.     

论结婚登记瑕疵——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828条第4项为分析对象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828条第4项规定,"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是无效婚姻,该项规定存在表述方式突兀、涵义不明确等问题。以特定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行为实质是违反了婚姻的成立要件,规定其为无效婚姻不符合法理,也不利于保护被侵害民事主体的利益。结婚登记瑕疵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应从行为是否违反了婚姻的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进行判断。涉及婚姻成立与效力的实体问题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研究——以契约为例

一般来说,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但某些情况下其私法效法应当受到保护.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理论按照研究进程可以分为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原则与例外、取缔规定与效力规定、取缔规定四个阶段.     

浅议农村土地承包中少数村民合同效力之诉

自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以来,少数甚至单个村民依据该规定,以发包方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起诉,要求确认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纷争不断。从少数村民之诉权、合同效力的认定、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事实判断、无效之诉的法律完善等方面,对涉及该诉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少数村民合同效力之诉的完善解决。为切实维护集体组织成员利益,同时又能公平保护非集体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立法部门对此有必要尽快出台明确规定,对此类诉讼以及村集体诉请确认合同无效等案件的处理予以规范和完善。     

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研究——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

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婚姻家庭法是私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法律体系架构的角度考察,婚姻家庭法并非只是私法。法律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绝对,二者互为关联、互相影响。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可知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占绝大部分;国家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维护弱者的权益相当必要。因此,有必要转换思路,突破传统思维定势,确认婚姻家庭法是公私混合法的性质,以求符合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与功能。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论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化

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限制是我国行政法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在规范行政权时疏于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致使公安行政执法工具规则规定的公安执法工具的范围过窄,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内容无序,要么操作性弱。为此,必须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法律控制,扩大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认识。     

论江泽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阐述了贯彻依法治国战略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点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具体任务，指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精神培植:“六五”普法繁荣法治文化的前瞻思考

法治文化的建设传播是普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对促进公民法治人格的养成、规范公权力的法治化运行、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六五"普法依法治理期间,应更加重视法治文化的建设和繁荣,通过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教育载体拓展、法治文化环境建设等可行途径,使人们在法治文化的浸润下将法治精神根植于内心,指导人们合法行为习惯和模式的养成。     

从公法性角度对劳动法律关系重新定义

我国劳动法律关系概念存在公法性考量的不足。以劳动法是公私混合法为出发点,从公私二分法新角度对劳动法律关系概念进行重新界定,这样概括出的劳动法律关系的新概念,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劳动法中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难题。     

强制性行业协会成员管理权的性质定位——以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为视角

在我国，一部分行业协会由于法律规定了潜在成员的强制加入而成为强制性行业协会。在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框架之下，此类行业协会所享有的成员管理权在现有法律规定中并没有与一般社团组织权力作出区分，而是被笼统定位于私法权力，并因此在实践中面临困境。实际上，在对强制性行业协会成员管理权的性质定位的路径中，存在着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力的双向展开的可能，并在实质-形式的关联中实现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的融合。     

再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新贡献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法治与人治,树立法律权威,全面加强法制,完备法制、严格执法,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等。邓小平法制思想不仅内容多,而且具有鲜明的首创性、新颖性。     

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