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笔录证据的正确适用对于防范冤假错案及实现庭审实质化都极为重要.笔录证据具有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双重身份,在证据属性方面属于言词证据与传闻证据,可划分为展示型笔录证据、确认型笔录证据与行为型笔录证据三种类型.美国通过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先决问题规则规制笔录证据的可采性,德国通过直接审理原则、证据禁止规则与自由证...     

试述“一对一“证据的审查运用

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单供单证的案件 ,即 ,对某一案件的事实 ,嫌疑人与证人 ,嫌疑人与被告人之间各执一词 ,相互对立。而除此之外 ,案件中再无其他证据佐证。或者至多只有一些不能形成完整证明锁链的间接证据。对此我们习惯于称为“一对一”的证据 ,对于此类“一对一”证据的案件历来是我们审查案件的难点 ,对此 ,笔者试图从“一对一”证据的特点及审查和运用上谈一点粗浅认识 ,以求教于同仁。一、“一对一”证据的概念及类别所谓“一对一”证据 ,是指案件某一事实的当事人是两个人 ,而这两个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完全相互对立的。这种证据种…     

解读“非法证据”——兼评“两个《证据规定》”

由于中国证据立法以及主流证据学理论的独特性,坚持从广义上理解"非法证据"的概念,非法定主体取得之证据、非法定形式之证据以及非法定方法取得之证据,皆被视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但是,从证据法理上讲,这一观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相冲突,自身存在着逻辑错误和概念混淆,尤其是可能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象和范围的不当扩张。因此,"非法证据"的本意应当是指以法律明确禁止的手段或者违反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所取得之证据,即仅限于非法定方法取得之证据。     

浅议“证据之王”的嬗变

“证据之王”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和诉讼丈化经历着改朝换代，从神意、口供、自由心证，一直到指纹、DNA、鉴定结论以及电子证据等新生证据。古今中外其实并无“证据之王”，“证据之王”，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称呼。在实践中，必须消除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偏见。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非法证据是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首先需要作出恰当的价值选择,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证据规则     

证据力与证据能力刍议

本文指出证据能力与证据力两者是统一的;证据能力在特殊情况下往往要依赖证据力来认定,有证据能力不一定具有证据力,有证据力一般都具有证据能力。     

行政诉讼证据“三性”的认定

行政诉讼系我国三大诉讼制度之一,其诉讼制度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行政诉讼证据虽与其他诉讼证据同样具有证据的＂三性＂,但法院在审查认定时亦有独到之处。本文对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行政诉讼证据＂三性＂问题提出了相关见解。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有无证据能力,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它既关系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纳,又关系到对不同诉讼价值理念的选择和对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本文作者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入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提出我国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     

刑事证据分类新探——兼论静态证据与动态证据

在理论上,人们习惯地将证据分为四类,即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与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以上证据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证据的特点及证明的规律,但是,其中的一些证据分类缺少周延性、缺少全面性,更没有揭示证据发挥证明作用的条件.依据唯物主义运动与静止的理论,根据证据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还是运动状态,以及是否对案件具有直接的证明作用为标准,应该将证据分为静态证据与动态证据,找出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提高司法人员办案能力.     

证据之异化及回归——以证据与证据运用区分为中心

证据作为证明的根据丧失了其客观性基础，异化的证据以主观性的形态出现。造成这种异化的原因是证据与证据运用概念的混淆。通过证据与证据运用的区分对证据重释，使证据回归其本来面目，主观性不再是证据的属性。证据的回归可以合理解释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一些难题。     

“科技证据”之辨析

近来有许多学者提出"科技证据"这一概念,并普遍认为"科技证据"一般指运用科技手段或方法所获得的证据,主要包括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等。目前的主流观点还认为"科技证据"是一种新的证据,甚至是证据之王。但随之"科技证据"被重新鉴定的事件屡有发生。本文认为诸如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这些被普遍认为的"科技证据"并不能称之为证据,因为它们并不具备证据的本质属性,更不符合证据的基本特征。     

“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分类标准的再思考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必须另辟蹊径。     

刑事证据“生命流程”的理论阐释

如何理解刑事证据是刑事证据法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研究认为刑事证据法主要作用于审判阶段的定罪问题，对刑事证据的理解也更多从结果角度、静态角度进行，忽视了对证据生成、收集、保存、提出等过程的整体关注。刑事证据的“生命流程”从整体刑事诉讼程序出发，关注证据生成、收集、保存、提出、运用等整个过程，展现证据流转的动态变化，强调证据的可追溯性。从过程视角审视刑事证据，强化了审前证据与审判证据的连接，将证据法置于一个更宽阔的发展平台，有助于促进我国证据法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变革。     

证据层次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人们是通过证据来认识案件事实的;而对证据的认识,则是通过证据材料来实现的;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认识,都有一个随诉讼过程的递进而逐步深入和完成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刑事诉讼证据具有层次性。     

纪检监察证据之效力及其向刑事证据的转化

本文所述证据效力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证据能力,二是证明力。所谓证据能力,又称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某一材料成为诉讼证据所必需的资格或条件。在英美法系中,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     

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证据科学的要素。本文认为，证据科学必须是多学科的，或者整合性的。如果我们分享彼此基于证据的推理方面的思想和经验，我们都会受益于稳固确立的证据科学。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

“新的证据”的规则是证据规则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可以界定新的证据的含义及其特点。新的证据的排除和认同要根据不同的审理程序和情形来进行。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抗辩。此外,由于提交新的证据而产生的合理费用,要根据公平原则,在符合一定条件时,由当事人分担。     

证据“转化”规则批判

证据转化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未见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中一直沿用的一项证据规则,它指的是侦查机关采取一定手段,将形式上(如取证手段、取证主体以及证据种类)不符合法定要求因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转换为合法证据的规则。根据证据转化规则之要求,非法定方法取得之证据、非法定主体取得之证据以及非法定种类之证据,都应当经过转化才具有证据能力。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产生,有其制度上的必然性。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沿袭已久,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证据转化已经成为侦查机关处理问题证据的常规做法。客观地评价,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在程序法定主义以及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尚未完全得到确立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有其特定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证据转化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与争议,并由此凸显出其在证据法理上的某些矛盾与困境。基于此,证据转化规则的某些内容与要求,应当进行适度的修正,其适用范围也应当进行适当的收缩。     

电子证据在我国的证据能力刍议

随着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电子证据日显重要。电子证据是存储于特殊介质上用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信息,它不同于传统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根据电子证据的特点和国外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对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分析。     

从行政证据到刑事证据转换的几点思考

证据转换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要方面。本文从证据转换的依据、一般做法以及进一步完善补充证据转换规则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以期能为司法实践的统一及理论探索的深化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