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工农民主政权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在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成立有其因素和条件。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客观条件;同时,党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的主观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另外,在政体模式上,也是对苏联苏维埃的机械袭取。     

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及其对抗战胜利的意义

“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政权建设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调动了各阶级、阶层抗战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少奇对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杰出贡献

1939年 1月 ,刘少奇作为中原局书记奔赴华中敌后领导抗战。在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中 ,他提出和阐述了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最高组织形式及其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建政思想 ,以这一建政理论为指导 ,采取了选拔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大力推行“三三制”原则和分二步走的建政步骤等措施 ,为开辟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新局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对新形势下我国政权职能的再认识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的政权职能和作用 ,一方面标示了政权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和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区别性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权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必须以如何能最优化地发挥政权的特有职能和作用为标向。因此 ,在新世纪新形势下研究和推进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系统的建设 ,首先就应从政权系统的整体功能和具体职能的再认识着手 ,以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处理、调整和构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国家政权职能体系及其内在关系。     

赢得全民族解放的伟大转变——简论从苏维埃工农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转折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从海陆丰和广州起义、建立苏维埃(coBeT)政府的最早尝试,到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一直以实行革命政纲,武装工农大众,建立革命政权,领导革命战争为己任,在古老的中国创造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终于使千百年来只为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变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揭开了中国革命的崭新一幕。     

建国前的中共地方政权“涉外刑事第一案”

1947年5月，山东烟台发生了一起美籍职员纵车轧死黄包车夫案。随后，中共领导下的烟台市民主政府，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其道歉和赔偿。最终，肇事者被烟台市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文化权力、乡村政权与资源动员——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再认识

土改运动的成功展开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环节,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再分配获得了众多无地少地群众的支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土改运动颠覆了乡村传统的文化观念,打破了乡村传统的人际网络,并获取了乡村的文化权力。传统中国的乡村权力建立在多元交织的文化网络之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权力有利于稳定但资源动员能力差、效率低。土改运动通过思想改造和组织重构,在乡村建立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筑就了新的乡村政权。这种乡村政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高效的进行资源汲取,从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87周年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对于唤醒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对社会转型"新的阶段"与党内民主战略地位的认识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已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扩大了社会差距，而社会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民主实践的质量与形象。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升民主质量，改善民主形象，在经历长时间的党内民主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党内民主的战略地位。今后一段时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党内民主将起到对人民民主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网络民主视域下政府决策的合理性探究——一基于“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分析和思考

由网帖引发全国舆论轩然大波的公共危机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不仅凸显网络民主作为一种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也让我们看到网络民主所产生的巨大政治影响。这一事件值得我们反思的重要问题是：在信息时代和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决策需要充分考虑对民意的尊重;否则,民意会通过网络的现代传播功能所形成的聚合作用而产生强大的反制力量,让政府决策处于被动和难堪。从网络民主的视角来看,“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对我们如何正确认识民意、充分尊重民意和主动服从民意,促进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具有非常重要而积极的启示和意义。     

西方民主形态的演进及其动因——一项对西方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检视

西方民主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孕育出了诸多民主形式.古雅典的梭伦改革开启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先河,形成了有限的强制性的直接民主.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西方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塑造了具有贵族气息的共和主义民主.在西方中世纪,分散的权力结构、基督教的平等理念、野蛮民族的契约观念、法治主义传统、城市自治民主等孕育出了限权民主,而这种限权民主与现代宪政民主又是息息相关的.西方宪政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民主形态,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确保公民初级权利得以实现的实体民主形态.二战以后,西方宪政民主出现了危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政治过程的多元程序民主逐渐兴起.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党初创时期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与实践

我党创立之初就把暴力革命写进了一大党纲。然而党的创始人多数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连任五届党中央负责人的陈独秀既是清朝秀才,又是大学教授,其他人都曾从事过教授、中小学教师、编辑等职业。他们从课堂或研究室走到工农运动实践中,认清“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从而拿起“枪杆子”,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一种重要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其主要体现为: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协商民主有利于整合政治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协商民主有利于形成科学与民主的公共决策。     

论我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认识过程

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我们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提出阶段、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阶段、确立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阶段;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基于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分析

"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关于这一论断提出的原因、深刻内涵、具体要求,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过。基于习近平的有关论述,可以对这一重要论断作出如下分析:这一论断是我们党在全面审视和分析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基础上作出的。从国际发展环境看,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均衡状态正在被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从国内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这一论断内涵深刻,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深刻理解,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历史特点中蕴藏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必须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压舱石,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好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能力上的重要准备。     

“海选”国旗——一次公开民主科学的遴选

“海选”评审：学者与专家兼备。阵容强大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立第六小组,专门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由大学问家码叙伦任组长,儒将叶剑英任副组长。     

乌鲁木齐“7·5”事件对反分裂斗争和维稳工作的几点启示

7月5日,以热比娅为首的东突恐怖势力世维会在乌鲁木齐煽动策动制造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妄图达到分裂国家、制造民族仇恨,扩大国际影响、取悦西方主子的丑恶目的。     

自觉坚持党对人大监督工作的领导——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双重结构

人大监督工作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由我国政党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在我国,由于我们党全面代表了全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利益的整合要通过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个层次完成.双重结构决定了人大工作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乌鲁木齐“7·5”事件对反分裂斗争和维稳工作的几点启示

7月5日，以热比娅为首的“东突”恐怖势力“世维会”在乌鲁木齐煽动策动制造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妄图达到分裂国家、制造民族仇恨，扩大国际影响、取悦西方主子的丑恶目的。从本质上来讲，这次乌鲁木齐“7·5”事件和去年发生在拉萨的“3·14”事件，都是“疆独”和“藏独”势力以恐怖暴力为手段，以“人权”、“自由”为幌子，以“文煽”、“武扰”为策略，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民族分裂活动。     

论长征对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影响——与长征同时期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比较研究

与同时期的世界经济危机、两大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罗斯福“新政”等历史事件相比，长征以自己的鲜明特色对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