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国家认同的重构路径探析——基于对“两岸族”台胞的深度访谈

“两岸族”台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群体。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当前“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存在“双重身份认同”突出、“中国疆域认同”提升和制度认同存在偏见等特征。岛内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深刻影响,同时,近年来大陆对台政策体系也逐渐对“两岸族”台胞的国家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传导效应不明显。建议以“两岸族”台胞为纽带,通过深化细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措施,加强对台宣传话语体系建设,突出以“家国情怀”为重点的历史文化建设等多路径重构台胞国家认同。     

华夷观念与文化优势

蕴涵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国际秩序理念,是华夏伦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扩展,主要不是靠武力维系,而是依靠华夏"礼仪",即政体组织形态、儒家理念、法律体系的吸引力,形成非强制性的"天下秩序".华夷观念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既贬低其他民族又有较强包容性.能否像过去那样提供文明的标准并且被周边国家认同,则是中国能否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关键.     

论古代犹太民族的形成

古代犹太民族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迁居迦南到王国建立前,是古代犹太民族的萌芽阶段;从王国建立到所罗门时期是初步形成阶段;"巴比伦之囚"时期,是古代犹太民族正式形成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因素与语言、地域、经济等因素一道日斟完善,并共同推动了古代民族的形成。     

论社会融合

近百年国际社会有关移民和族群之间的融合理论,在经历了归化、熔炉和多元文化主张后,面对频发的族群冲突,回归融入主流文化的呼声再度成为社会主流思潮;虽然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尚缺乏有力度的解释框架,但先贤们"天下大同"和"社会统合"思想道出了融合的本源意涵。从经济整合、社会参与、心理认同到文化交融,融合不仅要实现人群之间的地域边界重构,更要突破人为设置的各类社会边界,实现人群之间和文化之间的彼此嵌入。尽管存在族群差别和诸多分叉,但融合之旅往往经历五个阶段:完全隔离、初步的结构性融合、较深层次的结构性融合和初步的社会参与、深层次的文化交融和心理认同。群体关系从隔离到相互嵌入的转化,是社会融合的本源意义。     

礼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礼观念出现于西周时期。但是,西周初年草创周代礼制,礼制到西周中期逐渐系统化,在此过程中,礼观念一直没有形成。礼观念形成是在春秋霸政时代,形成原因主要是贵族社会内部发生结构变化,诸侯国之间由宗法关系转向诸夏共同体关系,这一变化导致古代宗教信仰崩溃,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观念兴起。     

福莆宁连片发展与构建闽东北海洋文化圈设想

福莆宁三地在建置沿革、地理人种、语言风俗、文化艺术、经济商贸、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许多的相似性与相关性,可以看作是处在同一个海洋文化圈的。在当前推动福莆宁连片发展,构建福州大都市区的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有不可忽视文化的整合与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应该从传播思想观念、形成协调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和强化项目抓手等多方面推进闽东北海洋文化圈的建设,挖掘、彰显三地文化中的海洋共性,促进三地文化融合,扩大三地海洋文化的影响力,促进闽东北一翼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器以载道:中国古代铜鼓上隐含的族群文化

铜鼓是古代中国南方常见的礼仪重器，其器型、纹饰及塑像表达了铜鼓制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叙写了古代南方族群丰富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同时也是千百年来南方文化变迁的具象呈现。通过考察作为视觉器物的铜鼓，我们不仅能够发现南方族群独特文化之“道”，也能够理解族际和谐交往之“道”。     

孔子的家庭出身问题新探

长期以来,理论界都认为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这是不妥的。孔子的家庭出身三代以上都是士,如果确定家庭出身原则上只上溯三代,那么孔子的家庭出身就并非“没落”;士在春秋以前属平民,所以孔子的家庭出身也不是“贵族”。孔子的家庭出身虽是士,但他是在农的家庭中长大,所以孔子的家庭出身又具有二重性。孔子的家庭出身是士,本人成分也是士,但二者有质的区别:其父的士是武士,孔子的士是儒士,儒士头衔是孔子自己努力得来的。     

基于中华文明认同的国内各民族整合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华夷一体"思想观念和中华国家的"天下一统"社会历史蔚为传统。对于这样一种"大一统"社会共同体的文明认同,先由上古夏、商、周三代帝君成功达至"逐鹿中原"的诸夏诸华,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竞争兼并,产生出一种既定的"大一统"社会观念;继由"华夏一统"的扩张顺势达至"雪球滚大"的汉唐属民共同体,经汉唐统一国家治土、治民整合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大一统"社会现实;再由历代王朝的"一统天下"追求,最终达至"共为中华"的整个中华民族,经数千年以来的观念因袭和实践推进,已经固化为一种基于中华文明历史共识的国家整合传统和国民共同体认同。     

城市单身青年的身份认同探究——基于社会互构理论的视角

基于社会互构理论,研究提出单身青年的身份认同是个人与社会双向互构的结果,单身青年既潜移默化的接受着来自"他者"对于单身者婚恋的看法和态度,也在不断向外界输出自我对于单身状态的理解和演绎,这一过程总体上呈现出正向谐变与反向递变并行的复杂趋势.单身青年通过与国家、利益群体以及个人丛的多重互构共变构建身份认同、形成群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在现代与传统的交织中,根据互构向度和量级的不同,单身青年分化形成了"恐单族"、"安单族"和"乐单族"三种不同的单身类型.     

历史·伦理·精神——对中国古代刑法的价值分析

文章着眼于对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价值探析,由古代刑法形成的历史、伦理和精神价值三层次展开论述,在历史价值层面评析了古代刑制具有的社会等级性、宗教性、厌诉性,在伦理价值层面阐述了刑制与道义人情、孝义亲情、宗族法则的融合,在精神价值层面分析了礼法关系变换的三个时期,即礼主法辅、礼辅法主、礼法贯通的三阶段.     

思想政治工作对意识群体性分流的介入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政府干预的减少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意识群体性分流.政治参与意识、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社会角色认同意识以及人际融合意识的分流,要求思想政治工作积极介入,更新观念,转换思维,整合文化,以保障社会稳定.     

族际通婚与文化融合——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里排壮寨为例

族际通婚是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与文化融合,而且还反映民族关系深层次的问题。里排壮寨是一个有苗、瑶、侗、壮、汉5个民族互婚的小村寨,其族际通婚具有族际性、普遍性、多元性、原始性四大特点。文化的适应与融合是族际通婚家庭婚后生活的主旋律,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幸福与和谐。     

认同、继承与迷失:生命历程视角下兵团认同的代际变迁考察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社会成员的认同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尤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下,兵团人的社会认同关系到兵团未来发展和战略安全。不同的生命历程折射出兵团的社会历史变迁,代际兵团人由此也有了一个从认同、继承到迷失的变化过程:从第一代人对兵团各项事务高度认同以及体现在行动上的无私奉献,到第二代人对兵团体制及社会发展有了理性地批判并采取各种策略适应变迁,再到第三代及第四代人对兵团组织概念上的认知模糊淡化以及表现在意愿和行为上的逐渐疏离。这种危机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纠结和激化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化和社会比较所引起的不平衡心态。     

对甘肃早期秦文化统筹开发的思考

甘肃早期秦文化是甘肃文化大省建设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秦文化只有放在秦文化圈之内研究开发,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才有利于它的保护。     

历史·伦理·精神——对中国古代刑法的价值分析

文章着眼于对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价值探析，由古代刑法形成的历史、伦理和精神价值三层次展开论述，在历史价值层面评析了古代刑制具有的社会等级性、宗教性、厌诉性，在伦理价值层面阐述了刑制与道义人情、孝义亲情、宗族法则的融合，在精神价值层面分析了礼法关系变换的三个时期，即礼主法辅、礼辅法主、礼法贯通的三阶段。     

大都市社会管理中的NGO参与:制度化路径及其实现

大都市社会管理的“有序参与”并非NGO协同参与的全部,其制度化路径特征体现在规范、结构与认同三个不同层次.我国大都市社会管理中的NGO参与面临着制度空间不足、参与能力不够、利益诉求与表达渠道,以及与政府购买服务有限等困境,因而NGO既无法得到城市社会的普遍认同,也无法获得城市政府的充分信任.在当下背景下,NGO参与大都市社会管理的制度化路径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即政策激励、政府规制与公共精神.     

我国古代法律控制中的等级差异

我国古代宗法制度、身份等级关系是法律控制的基础。古代历代统治者对居于不同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人的犯罪行为 ,施以不同的处罚标准。贵族官吏拥有极大的法外特权 ,而对平民、良民、贱民、奴婢犯罪则依其社会地位等级不同予以不同的处罚。这种“同罪异罚”原则助长了贵族官吏的越轨行为 ,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论市民社会与继承制度的走向

市民社会的成长决定了继承制度的演进。本文旨在透过市民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发现现代继承制度为影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格局所应考虑的问题。文章第一部分,从继承的目的、继承的客体、继承的主体以及继承当事人的意愿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古代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性;第二部分,分别从古代社会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寻找市民社会的生长点,揭示继承制度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而演进的过程;第三部分,从与第一部分相对应的四个方面,分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并立与互动关系,提出我国继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代继承制度的走向。     

论先秦时代婚制的嬗变

稳固的婚姻关系的出现是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这种伴随着母权与父权斗争的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家长由女性变为男性的过程并不是和平的自然过渡,曾遭到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诘难和反对。父权家长制虽然在三代之初已经确立,但先前母权社会下曾经存在的婚姻形式在男权社会里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种遗传因子顽强地存在于父权制社会中,并直接或间接地在婚俗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