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合作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研究

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是促进澜湄国家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益补充,澜湄对话合作机制对构建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推动澜湄合作应充分依托"10+1"、"10+3"框架下形成的合作成果,有效衔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等现有机制,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双多边协定的指导下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降低准入门槛、加强贸易和投资政策对接、简化投资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强化监管等措施推动澜湄合作迈向新台阶。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动力、特点和前景分析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简称澜湄合作机制)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却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合作架构。澜湄合作机制是在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关系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新增长点,反映了各国的外交理念、政策和重点发展方向,以及优化次区域外交环境和架构的愿望,必将促进各国扩大合作的范围、议题和功能。澜湄合作机制符合本地区合作的现有规范,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相互包容和补充,将更趋完善和健全。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但需要妥善处理与现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中国—东盟(10+1)合作框架等合作机制的关系,其他大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关系以及澜湄合作机制内部各成员国之间在合作议程选择上的差异等,显示出澜湄合作机制的独特优势。澜湄合作机制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将推进命运相连、政治互信、经济共进、社会文化共生的澜湄共同体不断从构想成为现实。     

澜湄合作与大湄合作的比较及启示

"澜湄合作"与"大湄合作"是湄公河地区最重要的合作机制,两者各有千秋。当前,澜湄合作尚处于路径摸索阶段,而运营20余年的大湄合作经验相较丰富,对两者的比较能为澜湄合作提供借鉴。基于SWOT分析,澜湄合作水平更高、辐射范围更广,短期内就成绩斐然,但存在参与主体单一、机制赋权有限、发展理念不统一的问题。诚然,大湄合作不乏结构性缺陷、约束力较弱和内聚力不足等缺陷,但其在资金管理、形象建设、机制运营方面的经验,对于澜湄合作颇具参考价值。新时期,澜湄合作可以充分借鉴前者的有益经验,积极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加强内外关系协调,完善机制建设,强化澜湄共同体意识,切实推进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澜湄合作五年：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澜湄合作机制成立五年来在机制建设、各优先领域务实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澜湄国家关系愈发紧密。该机制基于成员国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共同愿望,以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受到政府高层大力支持,并践行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广泛吸纳各方发展资源。目前,该机制进入全面发展期,但也面临域内各国利益诉求多元及积极性差异、湄公河国家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次区域机制间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挑战。未来,澜湄合作应加强规范建设,保持开放包容,丰富合作内涵,加强支撑体系建设,更好发挥地方的内生动力,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5年",不断推动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澜湄合作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

澜湄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进行次区域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建立了多层级合作机制体系,形成了"高效务实、项目为本、民生优先"的澜湄模式。各方发扬"推土机"精神,取得了丰硕成果。澜湄合作从一开始便得到东盟的大力支持,也成为中国与东盟升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生因素主要在于区域大市场的驱动,也是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倒逼的结果,此外还与本地区非传统安全特殊性密切相关。正如其他成长机制一样,澜湄合作也面临挑战,包括机制赋权、能力建设和内外协调等问题,未来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横向联系,注入可持续动力。     

澜湄水合作的守正创新与包容性次地区秩序构建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倡导、澜湄六国共同推进的澜湄合作机制渐趋成熟，成为次区域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典范之一。在水资源合作领域，富有澜湄次区域特色的治理叙事与实践正在形成。澜湄水资源合作的治理叙事融汇古今中外和地区特色，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上下游国家利益，践行“共生、共治、共享”的真正多边主义；与之相应的治理实践则形成兼顾开发与治理、自主与开放并重的特点。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守正创新有助于打破西方竞争性的叙事模式和偏狭的实践模式。面向澜湄合作“金色5年”，中国宜以水资源撬动多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澜湄水问题的战略定力和话语建设，构建包容性次地区秩序与高质量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湄公河多边合作机制下越南与韩国、印度的合作

近年来,越南重视湄公河合作机制建设,以积极的外交姿态,在继续保持与美国、日本下湄合作的同时,不断加大与韩国、印度的下湄合作力度,成为韩湄合作、印湄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在诸多湄公河合作机制中,越南与韩国、印度的下湄合作与其参与的其他湄公河合作机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既是韩国新外交政策、印度东进政策的战略需要,也是越南自身发展社会经济、加强与域外国家关系的需要。韩湄、印湄合作的发展,为湄公河合作的国际关系增添了新因素,使区域合作与竞争形势复杂,对中国与湄公河流域5国正在开展的"澜湄合作"机制的推进,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澜湄水资源合作:矛盾与解决路径

澜沧江—湄公河沿岸6国虽然在水资源开发中涌现出各种矛盾,但由于彼此间存在现实利益的交织,所以合作是大势所趋。澜湄合作机制建立后,中国可在这一机制框架下积极倡导推动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实现流域国家间公平合理的水资源利用、分配和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寻求水资源合作治理的道路上,中国应深化与下游国家在防洪、灌溉、航运和水电等水资源开发领域的互利合作;还可通过高层交往、技术合作、合作开发、民间交流等方式,推动与下游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周边水资源外交关系。     

澜湄社会人文合作:现状与改善途径

社会人文合作是澜湄合作三大支柱之一,是建设澜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目前澜湄社会人文合作领域广泛、基础雄厚、机制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参与度有所提升,进展良好,但也存在顶层设计和配套机制建设短板、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大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不足、人才队伍薄弱等问题,同时还面临着"排外"风险上升、域外国家对本地区持续影响、对澜湄社会人文合作存在认知分歧等挑战。今后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激发广泛参与、突出重点领域、加大资源投入和弥合认知差异来进一步推进澜湄社会人文合作,更好地为澜湄流域人民造福。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主动调整,也是中国适应新发展阶段新要求,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战略选择。"十四五"时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期,要围绕战略重点展开布局,推动新发展格局开好局。     

澜湄流域防控跨境犯罪联合执法路径构建：反洗钱的视角

澜湄流域地缘政治复杂,跨境犯罪形势严峻,防控犯罪需要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当前澜湄合作机制因其关注安全问题和执法合作,从众多机制中脱颖而出,但如何搁置争议,形成共识,依然需要找准切入点进行路径探索以明确方向。文章从遏制各类严重跨境犯罪资金清洗的反洗钱合作楔入,以此为共识平台,结合实证研究和思辨分析,检视当前澜湄流域联合执法需求与供给,深入剖析当前防控跨境犯罪合作机制利弊,并在完善路径构建方面提出国际、区域、中国3种方案,尤其强调中国路径所倡导的呼吸与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初探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中新两国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框架下共同提出的具体倡议,得到了两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于连接"一带"与"一路"、促进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发展中新关系、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带动相关省区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要协调好各方利益,并将其建成一个不仅限于中新两国参与的开放性合作平台。     

中国西北陆路能源通道构建的重大国际战略意义

中国西北能源通道与东北、西南和海上形成了我国能源进口四大通道格局,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作出巨大贡献。中国西北能源通道构建对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对接方利益关系至关重要,通道建设形成了以能源通道为纽带的资源与市场互补关系,促成了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具有国际能源合作的示范效应,推进了SCO能源一体化进程,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区域安全合作、促进周边区域政治稳定的重要内容,并将使新疆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枢纽。     

第四届中国-东盟智库对话会在柬埔寨举行

正9月21-23日,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联合主办,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所(CICP)承办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智库对话会在柬埔寨暹粒举行。苏格院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就中国—东盟对话关系、中国与东盟澜湄合作机制与次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区域性海上安全挑战等议题展开讨论。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广西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子项目之一,它对于实现"一带"与"一路"的有机衔接、促进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广西作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重要枢纽,在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制度"软联通"建设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与国家赋予广西功能定位的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建议继续完善区域协调机制、综合物流体系、便捷的通关制度等制度建设。     

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社会功能探析——以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为例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农业互联互通走在合作前列。高职教育作为国家竞争实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服务于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提升区域间互联互通水平成为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关键。本文以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合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教育社会功能理论,探讨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农业职业教育参与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合作所发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服务功能,认为职业教育只有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产学对接,才能实现自身内涵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越经济合作:现状与展望

越南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邻国之一,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越两国的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不仅"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构想达成战略对接,"澜湄合作机制"下的中越合作也卓有成效。尽管近些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一直影响着中越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但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依然使中越合作存在巨大的空间。特殊的地缘和多重合作机制又保障了中越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性,经济合作的成效又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稳定。     

论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应对

韩国如何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韩两国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在韩国国内,虽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多元化的认知态度,但以积极、肯定者为主。为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半岛局势与拓展国际空间等战略目标,韩国将主要通过加入国际机制、对接发展战略与深化经济合作等路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中韩两国将加强区域间互联互通,促进和深化与有关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框架,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研究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正成为扩大中国西部"内陆沿边开放"战略实施的最为重要的路径选择,也是打通新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内容和关键举措,它对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新战略以及推动区域内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印缅孟四国在贸易结构、产业格局和互联互通上其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具备开展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理论价值则在于实现跨境次区域价值链再造与跨境次区域产业结构协同优化升级;而创新区域协作机制、搭建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平台、推进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开展金融、能源、人文等领域合作则成为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实践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