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重掌外交安全领域权力,将修复美国霸权作为优先工作,并据此维持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相比之前,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细化了相关政策布局、调整了竞争的限度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但其政策推进面临内外挑战。自由鹰派主导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美方更加理性务实的政策。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

拜登执政后,为加强与中国战略竞争,积极实施针对和围堵中国的复合联盟战略。拜登政府对华联盟战略的特征是“复合性”,其以传统军事联盟为内核进行联盟扩容,表现为联盟结构的“网格化”、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化、联盟行动的综合化,在印太地区呈现出“北约化”态势。拜登政府对华身份的“安全化”、拜登政府对中国作为“外部威胁”复杂性的认知、议题联合的功能性与灵活性、拜登政府积极争取盟友和伙伴国对其联盟转型的支持,是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拜登政府在不断调整和深化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的同时,其复合联盟内部面临着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复合联盟体系存在固有缺陷、复合联盟内部存在管理困境等诸多挑战。对此,中国可利用其面临的挑战,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实行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强化中国经贸优势、积极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等思路和策略,缓解拜登政府对中国周边产生的联盟压力。     

拜登时期美国对华舆论态势评析

拜登上任后,美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华舆论战。这场旨在与中国进行“系统性竞争”的舆论战呈现出不少新特征：一是全政府性,即美政府各机关、各界政要全面参与;二是全舆论性,即美各类媒体、期刊、智库与NGO报告及公开发表的政府文件、文告等一起发声,成梯次配合态势;三是全西方性,即美与其西方盟友在对华舆论攻击方面协调默契、表现出空前一致性;四是全议题性,即反华议题包罗万象。美国对华舆论战恶化了美涉华舆论、决策氛围以及国际舆论氛围,成为对华决策难以理性化以及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重要根源。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梯次化特点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脱钩指向,但在目标、范畴、路径、工具和手段上呈现出梯次化特点。这既是对技术进步的回应,也是在国内政治、经济议程驱动下作出的综合调整,是“技术—政治—经济”多因“共振”的结果。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这种调整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但实施不会顺利,因为其内在缺陷日益显现,包括美国现有实力难以支撑其科技战略理想、战略收益与成本投入日益失衡、霸权思维的障碍等。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上述因素的掣肘,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战略不可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框架及其内在缺陷北大核心

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逐渐成型,特点日益明晰。该战略聚焦于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以国际机制和盟友为抓手打造新兴技术与全球规范层面的美式霸权,以国内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政策助推国际政策实践。然而,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有其内在缺陷,有违历史潮流。意识形态攻势在数字时代已成冬箑夏裘,美国江河日下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与其网络霸权之间的落差一时难以弥合,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与过度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的理念更使得其网络空间政策进退失据,但是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政策对中国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必须审慎应对。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

拜登政府执政八个月,在战略军事领域不断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在战略军事阵线之外,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它在贸易领域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在外交领域推进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能的具体合作必然甚为有限,并且与两国间在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复杂交织。拜登总统将中美之间愈发激烈的竞斗当成更广泛的全球意识形态竞斗,怀着一项自命的使命("拜登主义"),即面对所谓"专制主义的威胁"和21世纪的其他挑战,要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相关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中国既要不低估拜登政府的能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也要密切注意其客观困难和主观表现的上下波动,因而须对拜登治下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多方潜能进行经久的开放性观察。量力而行、量利而行、注重成本、提防风险应当是起码的和迫在眉睫的基本方针,以此为前提才可正确谋划长远的未来方向。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分歧与合作路径

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分歧涉及所谓"互联网自由"和网络主权、互联网治理、网络黑客攻击和网络军备竞赛等,是双方政治、战略和军事矛盾在网络空间的反映,并反过来影响两国的总体关系。基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推动建立国际网络空间规则的考虑,中美应加强对话,积极推动在打击网络犯罪和互联网治理上的合作,并就网络主权和网络军控达成更多谅解和共识。     

拜登政府的6G政策及其制约因素

当前,全球6G技术竞争已经拉开帷幕。拜登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增加研发经费、推动产学研合作、打造“民主同盟”等措施,大力发展6G技术;试图实现电子技术领导权、技术标准制定权、遏制竞争对手以及维护供应链安全等目标。然而,美国国内利益矛盾、资金投入与分配不平衡,以及盟国利益分歧等因素均制约着其6G的发展。面对美国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力度,集中资源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提高专利质量和转化率;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合作,分化瓦解“民主同盟”;利用国际法和发展中国家支持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     

大国竞争、政治极化与拜登政府“服务中产阶级”政策进展

“服务中产阶级”政策是拜登政府的执政重点,其政策框架包括社会政策议程、国内经济政策议程以及国际经济政策议程。“服务中产阶级”政策的进展,反映了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影响深远。当前,大国竞争与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最重要特征,影响并塑造着美国的内外政策。一般而言,一项政策的大国竞争属性越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小,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可能达成共识;一项政策大国竞争属性越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大,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不可能达成共识。社会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大,进展寥寥;国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中等,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中等,推进艰难,但有一定进展;国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小,进展顺利。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地区影响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以多边策略建构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优势,南海是其主要着力方向。美通过强化在南海的军事活动,邀约域外国家介入南海地区安全事务,拉拢菲、越、印尼等国,推动国际媒体塑造南海问题国际话语,试图营造其对南海地区安全的主导权。然而,由于美国等域外国家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在合法性上存在天然缺陷、南海地区安全结构的转型以及东盟主要国家对卷入大国安全对抗的高度警惕,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实际效果相对有限。     

拜登当选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回顾与前瞻

日本对华政策一贯受到日美同盟、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日关系互动的影响与制约。特朗普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有限合作姿态,通过首脑互访等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其对华政策的战略自主性增强、两面性凸显。拜登上台后则更为重视与盟国的关系,关注全球性问题并倾向于参加多边国际合作,强调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反对激烈的关税战与对华全面"脱钩"。日本的对外政策取向在更大程度上与拜登的政策主张相互重合,日美双方的信任与协调将有所增强,日本对华政策亦将与美联动。为此,日本将更加注重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华制度制衡,或将加大对"中国威胁论"及涉港、涉疆等问题的炒作力度,为确保"产业链安全"而对华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