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主观公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应采用权利模式,引入行政法上的主观公权利。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引入主观公权利有助于完善权利体系、保障公法救济、提升执法动力,复杂利益平衡将主要交由立法机关负责。信息主体作为相对人时,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部分条款可作为保护规范提供从程序法到实体法的保护。信息主体作为第三人时,辨识保护规范的重心从私人利益变为公共利益。既保护私人利益也保护公共利益的条文证成主观公权利,而仅保护私人利益的条文证成私权利。这样一来,既可明确公法介入与私法自治的边界,也可避免有关司法解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67条相结合可能导致的公法介入泛化问题。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国家机关间的实现

学界关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研究很少涉及其在国家机关间实现的情形，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具有在国家机关间实现的规范基础和现实需要。从法教义学角度分析，宜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3条理解为一种特殊立法技术，即该条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规范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第45条第3款规定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亦具有“公私法兼容性”。但公法上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并非宪法上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核心，而是处于立法者的形成空间中，主要体现为要求国家机关作出具体行为的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其解释需要受其宪法规范的辐射效果。应从权能要素、客体范围和技术标准等维度明确公法上的可携带权的权利内容，基于公共利益和第三人保护厘定其外在限制，勾勒公法上的可携带权的最终保障范围，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数据流通、构建互联互通数字政府的积极作用。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规范释义及制度建构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所确立的个人信息转移权将信息传输关系限定在信息处理者之间,有必要对第45条第1、2款规定的复制权进行扩张解释,证立出可维护个人积极地位的个人信息接收权。个人信息转移权与个人信息接收权构成了完整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权利内涵方面,应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整体法律制度安排和可携带权的创设意义,从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客体、法律效果和行使条件等角度解释分析此权利。在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可携带权彰显了数据共享体系中的个人主体地位,其制度构建应当以场景为依托、以试验为理念不断完善和调整;其中,持续性携带模式和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对于权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

通过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可以消除信息利用的"丛林法则"和"公地悲剧",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增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管治,在为信息主体提供更加周延的法律保障的同时,促进信息的利用和融合,实现信息之为信息的本质.我国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框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细化了个人信息权的主体、客体、效力、行使条件、救济手段,从而形成了以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获取权、异议更正权、拒绝权、删除权等为权能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成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反思与重塑

当前的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主张将个人信息纳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并以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为基础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然而，在概念表达上，该理论以“客观法”表征个人信息基本权的属性，错置了客观法与主观权利之间的关系；用“间接效力”指称个人信息基本权对作为私主体的信息处理者的效力，混淆了“效力”和“效果”的语义。在宪法解释方法论层面，该理论在宏观上具有的法哲学化解释倾向、在微观上对概括性人权条款的悬置处理，使其在宪法教义学上欠缺说服力。面对立法实践，该理论无力解释作为私主体的信息处理者何以承担公法义务。确立个人信息保护权利基础的二元结构，明确个人信息基本权积极面向的主观权利属性，适度延伸个人信息基本权的效力范围，并对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作相应调整，是重塑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有效途径。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路径之证成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从立法上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是时代的需求和历史的选择。但由于其规定时间较短,起诉人的顺位、管辖、起诉条件、诉讼请求、判决效力等问题是沿用传统公益诉讼的规定,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     

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个人信息权的宪法(学)证成——基于对区分保护论和支配权论的反思

《个人信息保护法》最终纳入“根据宪法”条款,表征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在底层逻辑上的更动。民法学上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原理,难以适用于整个合宪性法秩序。应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宪法位阶的基本权利,并以基本权利作为针对国家的主观防御权和辐射一切法领域的客观价值秩序的原理,协调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机制和公法机制。通过对人权条款笼罩下的通信权和人格尊严条款的解释,可以在学理上证立“基本权利束”性质的个人信息权。但其具体保护则应分别归入不同基本权利条款,作出区分化、差异化的多层次构造。个人信息保护的支配权思维有其局限,告知同意模式的式微是重要表现。应将个人信息权的规范目标调整为人格的自由发展,指向免于他人的人格干预。从支配权到人格发展权的思维转换,有助于规制对已收集信息的不当利用、破除“信息茧房”、缓和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紧张,以及在“个人—平台—国家”的三方关系中有效保护个人的自决,同时为数据产业保留发展空间。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完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点到面、从面到体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从注重保护到兼顾保护与利用、从整体框架设计到配套制度供给、从普适性规范到特定行业规范的发展趋势。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制度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区块链、ChatGPT等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法律挑战。对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制度的体系性，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制度的国际性，明确区块链责任主体和个人信息权利实现方式，注重对ChatGPT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透明度的监管，以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     

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主体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我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主体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处理个人信息,公开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原则、监督和救济制度。利益衡量是目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的适当方法。     

论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作出了特别规定,但未明文解释其适用对象或澄清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国家机关应采广义,除了通常的国家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和规章授权组织。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和民法典第1036条,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具有多元的合法性基础:法定基础包括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订立、履行合同或人事管理所必需,为应急所必需,合理处理已自愿或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意定基础指取得个人同意;酌定基础指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信息主体合法权益而合理处理个人信息。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对应不同的告知同意规则,需准确理解适用。     

作为劳动基准的个人信息保护

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存在特殊之处,具体表现为资强劳弱和人格从属性背景下知情同意规则的失灵、工作数字化后劳动者被透视和被操控的风险、有组织生产的合作关系中个人信息处理的需要,因此不能完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般规则。劳动基准法已经纳入立法规划,在其中就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做专门规定,这是对数字时代人权保护新挑战的回应,对于其他劳动基准的实现也有重要意义。在劳动关系中仅遵循私法路径不足以保护个人信息,还需要配备公权力保障,劳动基准法的双重保护机制也契合了这一需求。作为劳动关系中保护个人信息的特别法,劳动基准法的相应条款应该考虑如何对一般规则进行调整,包括限制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满足人力资源管理的正当需求,修改删除权、可携带权和自动化决策条款,协调主管机构、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由于"必需"是一个语境依赖型概念,将来还应该通过配套文件来规制工作场所的视频监控等典型的应用场景。     

社会风险控制抑或个人权益保护——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两个维度

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确认为一种人格法益,在理论和立法上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面向。个人权益保护成为构建和理解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和线索。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目标和功能可能被个人私益保护的进路所覆盖或消解,因此有必要将社会风险控制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来对待。社会风险控制一直是电子化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基础性目的,它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动态构建作用。社会风险控制和个人权益保护两种进路在相关基础问题上出现分歧,如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基础关系、一般性保护与场景化保护以及本权与保护权的关系等。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过程中,社会风险控制进路有助于合理解读和执行法律,把握风险大小与控制措施的合理匹配,以及在平衡相关立法价值的前提下,释放信息的流动性。     

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与行为主义规制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依赖于公法对个人信息的定位。在公法与公法理论上,有两种看待个人信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权是一种基本权利,个人信息应当受到法律的确权保护;另一种观点则将个人信息视为他人言论自由的对象,个人信息的自由获取与使用受到法律保护。但这两种观点都无法从整体上理解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的观点忽视了个人信息的自由流通属性与公共属性,而个人信息作为言论自由对象的观点则忽视了个人信息背后的多重权益。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属性与社会流通属性,应当确立一种"个人信息相关权益被保护权"。从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出发,个人信息保护应当在具体场景中确立个人信息收集与利用行为的合理边界。基于场景的行为主义规制更为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的根本特征,也将为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一条超越欧美的中国道路。     

捍卫权利模式——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公共性与权利

个人信息权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两种相对立的模式,学界通常认为个人信息权赋予个人排他性的支配权,这与个人信息的公共性相矛盾。个人信息的公共性并不必然反对权利模式。一种广义的公共性包含着个人信息所负载的公共利益,个人信息的公开化也是网络时代个人和商业交往的必要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模式。公共利益具有多样性,正是某些公共利益支持了权利。权利所蕴涵的主张权确保了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做不到这一点,它不具有义务指向性。但在立法模式上,个人信息保护法要以义务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为主,这是由网络空间个人信息的性质决定的。     

论我国基因信息不知情权的确立

基因信息对健康状况具有强烈的预测性,出于诸种原因当事人未必想知晓基因信息.为充分尊重自我决定权,比较法上承认权利人享有基因信息不知情权.基因信息不知情权指权利人有权预先决定是否接受基因信息的披露,其核心要义为“知情拒绝权”.基因信息不知情权旨在保障权利人对基因信息的自主控制,在我国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区分规制的立法模式下,...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privacy under the Chinese Civil Cod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privacy interact in diverse ways, especially in the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age. Although books and articles have focused on this topic, the new tendencies of worldwid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bring challenges, as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privacy differs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and time to time. In 2017,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hereafter)¹ (expired) addresses the legal concep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simultaneously, to which this article refers as the dual model, differing from the one-dimensional mode of privacy protection before. Subsequently, the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 chapter of the newly issued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the Chinese Civil Code” hereafter), ascertains the dual model and details related provisions. It has been dubbed a landmark ruling of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greatly boos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ivil system.Despite the many articles that discuss approaches to China's civil protection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concerning what exactly encompasse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privacy to which these laws refer. Based on the regulations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and the Chinese Civil Cod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privacy under Chinese legal orders,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similarities, and 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 rights. By distinguishing the legal value, contents and remedial approach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two rights are distinct but overlap. On one sid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s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a separate civil right in the legal context of China, rather than part of privacy. On the other side, tailored regula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the extent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elements of damage when confronted with overlaps in the two right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us, this paper provides a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clarify the approaches to civil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in China and a reference model for enactment of the Chines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