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辩证思维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由许霆案、何鹏案最终判决的缺憾引发的思考

许霆案、何鹏案,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运用逻辑推理的结果,必然是盗窃金融机构,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但理智上却又感觉罪刑不相适应,社会舆论强烈,因而,最后以最高法院核准的形式,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其实,运用辩证思维,这两起案子只是普通的盗窃案,法院的判决并非法外量刑。辩证思维可以很好的解释法律实践中的疑难案件。     

略论利用ATM机实施犯罪的侦查及防控对策

ATM机由于能为客户提供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自助服务,且操作简单便捷,正逐步得到普及和流行。然而,ATM机的普及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犯罪分子的觊觎,与之相关的各种犯罪问题也蜂拥而至。近年来,利用ATM机实施的犯罪与日俱增,各种作案手段不断翻新,     

质疑涉烟犯罪司法解释之共犯规定——从办理一起非法经营案想到的

检察机关在办理王某非法经营案时发现,对于将出租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照主做共犯处理的方式易引发新问题。笔者从分析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实际效果以及会引发的问题切入,质疑＂两高＂《解释》对此类行为的处理方式,认为作为没有危险性的行为处理较为稳妥。     

新型支付方式下侵财犯罪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域——基于司法裁判实务的分析

新型支付方式主要指以手机、网络等第三方支付方式为代表的支付方式。与传统方式相比,这种支付方式的即时性、交易平台的智能性使得这类侵财案件中诈骗与盗窃的适用定性出现较大分歧。两罪可以从行为人与被害者是否有直接的交流沟通,处分财产的意思要否方面进行区分。新型支付方式的本质是以"机器人"作为交易平台,"机器人"在交易中的定位和作用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在网络平台中,金融机构信息管理处转账行为和读取信用卡数据资料因为"机器人"的不同属性分别以盗窃罪和诈骗罪认定,虚假钓鱼网站中侵财行为定性可以根据处分行为的有无进行区别,支付宝平台密码被盗后账户资金被转移则因为"机器人"能够被骗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将商家支付二维码替换由于不存在被欺骗后财产处分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司法判决后发现漏罪如何处理——针对缓刑考验期满后的情况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发现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情形,即有漏罪。由于缓刑考验期已满,对于是否撤销缓刑,是否对前罪和后罪予以数罪并罚,司法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文章试图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浅析有组织犯罪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以重庆“黎强”案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有组织犯罪特别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重庆＂黎强＂案就是其中一例,与腐败相结合之后,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加速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谈判协商与条约冲突之协调——贸易——环境论争语境下相关成案的启示

晚近产生的＂贸易--环境＂论争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表征为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潜在冲突.＂剑鱼＂案的妥善解决为我们协调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式,即通过争端方之间的谈判协商,在平衡国家间贸易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冲突.     

论司法民主与现代司法理论之圆融——以陪审制度为视角的比较研究

程序的民主、公正是现代司法建立权威的基础。充分尊重并保护诉讼利害关系人乃至社会公众的程序参与权有助于法律权威的建立，从而消弭纠纷。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在其衍变过程中实现了民主精神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圆融，在保障公众民主参与审判的同时又兼顾了司法的专业化，维护了司法独立。我国的陪审制度也应该从国家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实现适当分权下的法官和陪审员的权力制衡，以改变司法实践中陪审制度形式化的现状，发挥其民主功能。     

论司法民主与现代司法理念之圆融——以陪审制度为视角的比较研究

程序的民主、公正是现代司法建立权威的基础.充分尊重并保护诉讼利害关系人乃至社会公众的程序参与权有助于法律权威的建立,从而消弭纠纷.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在其衍变过程中实现了民主精神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圆融,在保障公众民主参与审判的同时又兼顾了司法的专业化,维护了司法独立.我国的陪审制度也应该从国家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实现适当分权下的法官和陪审员的权力制衡,以改变司法实践中陪审制度形式化的现状,发挥其民主功能.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之实践样态与规范内涵——基于对近十年相关司法判决的实证分析

司法实践中,在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入罪上,有将组织3人以上作为入罪标准之趋势;在量刑时对组织乞讨的持续时间、违法所得数额未予以重视;对赃物处理有侵犯被害人基本权利之嫌。事实上,该罪的保护法益不仅包括人格尊严和荣誉等身心健康权,也包括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由此,今后的司法实践在入罪上不应再有组织人数之限;在量刑上应考虑组织乞讨的持续时间、违法所得数额;对于强迫乞讨所得,应退还给相应被害人。     

委托创作合同：名与实的困惑——以司法判决例为样本的分析

委托创作合同既不同于委托合同，亦不同于承揽合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它因为法无明文规定而在合同法上尚属无名合同。司法实践中人们把它命名为“委托创作合同”具有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此名称概念化。而寻找和选择此合同的特征是概念化的必由之路。     

“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之可行性审视——基于实证分析的反思与重构

通过实证分析,现行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不能有效遏制强制拆迁中恶性事件的继续发生,且可能导致司法强拆面临较大的运行风险,使其失去道义和法治层面的正当性支撑,陷入被拆迁户强烈甚至极端抵制的运行困境。因此,对司法强拆运行机制的重构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裁、执分离制度,保证司法强拆运行机制的公平公正;二是实现司法独立,避免司法强拆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预;三是确立公众有效参与拆迁过程的制度,使司法强拆前的社会风险评估落到实处;四是通过司法强拆运行为地方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平台。     

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分析方法之比较——兼论宏观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

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学界对诺思制度分析方法与马克思分析方法的相似点,即诺思尤其是后期的制度分析的方法坚持了马克思的制度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本文主张制度分析应当整合马克思与诺思的制度分析方法,阐述了理论整合的原因及可能进路,旨在探讨马克思的宏观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     

海峡两岸安全战略的认识落差和政策矛盾——《2002年中国的国防》与台湾2002版“国防报告书”之比较分析

《2 0 0 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与台湾的 2 0 0 2年“国防报告书”都是在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发表的 ,二者在架构和内容上既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之处。虽然两岸在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认识上有较多相近的地方 ,但双方对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的判断落差较大 ,两岸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也多表现为矛盾和对立。只有台湾当局尽快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朝着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道路迈进 ,两岸安全战略的认识落差和政策矛盾才能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