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因侵权而犯罪”与“因犯罪而侵权”

刑事侵权具备"刑事责任"、"侵权责任"双重责任属性,由于刑、民责任在发展进程、互动的路径及效果上的不同,可分化为"因侵权而犯罪"与"因犯罪而侵权",即刑事侵权二分论。"因侵权而犯罪"具有民事责任倾向性,"因犯罪而侵权"具有刑事责任倾向性,解决刑事侵权责任问题须兼顾侵权责任法与刑事法的正义要求。刑民二分论有坚实的法律基础,符合法律价值基础的要求,当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进行内容接轨与功能互补时,可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价值目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银行业“大而不能倒”现象研究

银行业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到"现象由来已久,银行业"大而不能倒"现象中存在着一些关键性问题需要研究,本文仅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规模、银行危机救助制度、银行破产清算制度方面解读"大而不能倒"现象。     

“挪而未用”之定性研究——兼论挪用公款罪的既遂标准

本文着眼于"挪而未用"之定性到挪用公款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指出"挪而未用"是既遂,并认为"用"的行为是量刑情节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并建议本罪作出法条修改。     

“教”出来的杀人犯

近日，河南省尉氏县（开封下辖县）警方涉嫌将该县锦被岗村村民刘卫中“顶包”成杀人疑犯一事，引发关注。     

论无因管理之债的价值及其运用

<正> 无因管理作为民事法律之债的发生依据之一,在世界法律发展长河中渊远流长。无因管理这一古老的法律制度是对人类社会情感联系、互助互爱的高层次的肯定,它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也与社会道德的要求是吻合的。但居于多种原因,这项法律制度目前在我国的运用范围和实现程度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应当赋予其新的价值,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挖掘出它的潜在的、未能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的内涵,淋漓尽致地发挥其特有的功能。     

如何让小学生在信息技术课有“学”的兴趣

文章从游戏入门、主动、多练、自觉学习,激发"学"的兴趣,提高动手操作练习质量,对小学信息技术教学有"学"的兴趣。     

公开人大代表电话号码应因“势”而定

公开人大代表的电话号码对于密切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促进代表发挥作用、接受选民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有法可依。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公布人大代表的电话号码，但必须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要因“势”而定。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突出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约因论”在英美法系的衰落

约因理论是英美契约法的独特内容,该理论的成熟形态是"交易约因论",即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为基础,通常表现为受诺人的"法律受损"的"约因"就是交易的符号。"约因论"的衰落表现在多方面,既有"禁反言"等新的契约理论对它的挑战,也有成文法对约因要求适用范围的限制,而且,传统的约因法则在司法实践中也发生变革。"约因论"固有的形式主义、僵化性、技术性等弊病决定了其衰落的历史必然性,而"约因论"的衰落也标志着英美契约法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转型。     

论“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双重界定”及其意义

“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宪法地位与性质进行了“双重界定”，即将检察院的宪法地位界定为检察机关，将检察院的性质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学界对“双重界定”及其意义并无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以致产生了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等在检察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深远的错误认识。因此，需要从理论与制度层面证成与厘清“双重界定”。这一工作的意义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厘清“检察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不同的概念功能，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检察权的规范性来源，相应地，法律监督权概念既不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又不源于对宪法的正确理解，因而是一个伪概念；第二，洞察“法律监督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意义支撑，唯有如此，才能透彻理解检察院享有独立宪法地位的原因。     

“三访四见”活动的警学思考

“三访四见”活动是公安边防机关为了认真贯彻“二十公”会议精神,增强宗旨意识,落实执政为民而在边境地区集中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边防部门“爱民固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三访四见”活动的介绍,分析了“三访四见”活动的本质及其与警务工作的密切相关性,以期对此活动的有效开展及长效机制的形成有所裨益。     

西方分析法学的法与价值无涉观念剖析——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到分析法学的“法律”与“道德”无涉

认为法律与价值无涉是西方分析法学法律观的基本观点,而一般认为,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命题。本文剖析了这一命题,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分析法学家观点的错失。认为分析法学家根本的错误在于对法律和道德的性质、结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价值"。不懂得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包含着价值因素,甚至就是用于指示和衡量人的行为的价值标准系统。因为法律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制度化。也不懂得法律规范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规范"。因为它创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它对人们也只能起规范作用。这意味着在法律中"事实"与"规范"之间不存在隔阂;也意味着人们在认识某一法律时,对于它"是什么"回答的同时,也对其"怎么样"作出评价。所以,"事实"与"价值"之间也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律与道德之间也是如此。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它们不仅同根同源,而且也都是维护所在社会正义观念所建立的秩序的相辅相成的两种社会机制,差别只在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制度层次上,道德规范处于低层次,法律规范处于高层次。正因为如此,法律规范渊源于道德,法律规范必然会接受道德观念的评价和有良恶之分。恶的法律,如果其恶性达到严重程度或严重丧失了道德性,就必然不再具有法律的效力。     

浅析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当代的价值

当今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在研究完善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同时,不禁会想到借鉴传统的中国法治文化.而对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法治思想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作为古代法治思想的代表,法家的“法治”思想毫无疑问的成为此次研究的重点.本文将系统地概括出法治及法家的“法治”思想的涵义,阐述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评价,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价值.     

论无因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立法价值

无因管理制度起源于古罗马,在大陆法系国家中通常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而存在。本文拟就历史发展各个阶段,有关无因管理制度设定功能的各种学说加以分析,旨在将无因管理与相似制度区分开来,并论证其制度价值与存续的合理性。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按照"比较宗教学"理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可归结为四方面的"比较":与科学、人文之比较;与其它多神教、泛神教相比较;与犹太教、基督宗教、巴哈伊教等相关宗教之比较;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之比较,与中国儒、释、道思想相比较。     

论“小康”思想的发展

文章从原始“小康”说起,谈到了封建“小康”,谈到了邓小平的小康思想,谈到了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并提出了如何实现“全面小康”的观点。     

论“性贿赂”立法

本文论述了“性贿赂”的危害性,立法争议,立法设想和定罪量刑的设想,指出了尽快立法惩治“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     

论行政合同中的“隐形”主体

行政合同制度中的"隐形"主体是建构在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基础之上,同时又不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的概念。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下行政合同制度中对公众、或公众利益忽视的现状。针对行政合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隐形"主体需要相关制度的构建,包括参与制度相关的公开与告知制度、听证与协商制度,以及救济制度中行政合同部分无效的确认与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