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论行政伦理诉求

公共行政不仅应当追求科学化，还应该恪守道德的原则。行政伦理是对行政活动的道德审查。行政伦理的设定是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基于中国“自律诉求”传统行政文化的制度困境、西方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分析，新时期我国行政伦理诉求的路径应包括道德的制度安排和个体德性的伦理选择。     

地方政府管理责任机制:反思与建构

对以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为基础的规则至上的地方政府管理责任机制的理论反思发现,它存在官僚制的效率困境、公共精神的沦丧和公众价值的边缘化等困境.     

从“效率”到“服务”——政府管理新理念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新公共管理的市场与顾客导向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为本的嬗变。以“服务”为价值取向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必将成为政府管理新概念。     

西方公共行政学范式演进的新视角--从"行政国"到"管理国"

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遭到了外部环境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新的管理途径 (managerialapproach)应运而生并迅即扩展至各国公共部门改革之中。有学者认为 ,公共管理是对原有公共行政模式弊端的一种“扬弃” ,并必将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途径。     

解读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型

库恩关于“范式”的定义是一个科学概念,任何对它的误读都会引起对学科理解的混乱。威尔逊———韦伯范式以追求效率为中心,同时也并未完全忽视公平问题,它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领域的科学范式。新公共管理没有摆脱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目标,因而它并非真正的范式转换。     

略论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德治为本”的社会,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光辉的行政伦理思想和丰富的行政伦理实践,其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仍有其重要的价值。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不能满足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要求,需要对之进行现代的诠释和整合,促进其现代转化,方能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基石。具体来说应该从伦理精神、伦理生活和伦理制度等三个层面来探讨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行政体制改革下一步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同时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全新的概念。究竟何为政府治理？初步来看,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内容。     

政府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与新趋势

政府管理模式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模式为传统管理、集权和人治。近代社会是公共行政的起点,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主要体现为“守夜人”的角色。到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使“行政国家”出现,公共行政学也随之产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学,使公共管理模式成为以后政府治理的基本范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行政改革,导致了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出现了公共管理的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弹性化政府模式和解除管制政府模式。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

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各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开始变革其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市场模式、参与模式、灵活模式和非管制模式等现代公共行政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以惯之的以命令行政、人情行政、经验行政、多层行政、受控行政和身份行政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权力行政模式开始受到冲击.政府管理开始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公共行政模式.以承诺行政、制度行政、技术行政、参与行政、自主行政和契约行政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行政模式是中国政府未来理想的公共行政模式之选择.中国政府在转型时期的公共行政模式处于发展之中,以变革求适应,将会以权力--服务混合行政模式作为其过渡模式.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模式转换与演进

追溯历史,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模式呈现出变迁、丰富和发展的轨迹,总体上沿着三条脉络展开:一是在“民主”的基点上,以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基石；二是在“人民监督政府”的基点上,以健全公民权利为主线来丰富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形式和渠道,解决执政者与人民之间权力的授予与监督的问题；三是从“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两个基点逐步走向对党的执政规律的全面探索,并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构建民主与效率相协调的公共行政体系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视效率为核心目标,以单一价值为导向。而新公共行政学则批判了“效率至上”的原则,将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等多元价值纳入公共行政的视野中,并重新界定了公共行政中民主与效率的概念。民主与效率是公共行政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当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应协调好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创建一个和谐的公共行政体系。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模式转换与演变

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窑洞对”中关于摆脱历史上执政者兴衰成败怪圈的问答,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原点.尽管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呈现出变迁、丰富和发展的轨迹,但总体上沿着三条脉络展开:一是在“民主”的基点上,升华为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前提条件,以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基石；二是在“人民监督政府”的基点上,发展为以健全公民权利为主线来丰富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践形式和渠道,解决执政者与人民之间权力的授予与监督的问题；三是跳出“历史周期率”从“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两个基点逐步走向对党的执政规律的全面探索,形成了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主题,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的实践成果.     

公民参与的诸模式: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民参与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20世纪60年代以前,公民参与具体表现为以投票、选举等形式的政治参与,而无行政之公民参与。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近几十年来,公民更多地直接参与公共行政过程。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公民参与具有不同的模式,具体包括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无公民参与模式、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作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作为“顾客”的回应型公民参与模式、新公共服务时期中的作为“公民”的强势公民参与模式和治理与善治理论中的合作式公民参与模式。     

存在一种“东亚行政模式”吗?——基于行政生态视角的行政国家形态比较分析

现有研究成果中提出的“东亚行政模式”实际上是对行政国家一般特征的错置。尽管中、日、韩三国在治理传统上有诸多共性，但这三个经历过现代国家建构洗礼的国家在行政国家的形态上展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基于行政生态视角，从制度环境、主体结构和行动过程等三个维度开展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发现中、日、韩三国的行政国家形态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因而并不存在一种“东亚行政模式”。通过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在学术上澄清行政国家不同形态的基础上，更要深刻领会其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差异，在实践上真正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所在。     

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再审视

价值追求是灵魂,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通过公共行政价值的追溯,才可能认识到政府的应然作为和实然差距.本文从欧债危机引起的公共行政价值争议出发,审视了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即由机械性效率为导向的传统公共行政价值发展到以社会性效率为目标的新公共行政价值,再到以竞争性效率为原则的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总结了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发展历程,即由公共行政价值基础相对贫乏到服务增长主义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再到注重公平正义的公共行政价值.最后通过对比中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走向,提炼当代公共行政价值目标,即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第一价值,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工具,民主性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前提.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研究综述

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行政伦理学和行政学著作,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哲学著作。该书的基本特性是反思性、开创性、可读性和乌托邦性等。其主要贡献为:它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行政实践模式及理论给出了确切的历史地位,并提出了未来公共行政的模式;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思想模型”中的各种缺陷;提出了“在公共行政领域拒绝权利”的主张;建构了公共行政的道德框架,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坐标。该书引起的争论问题主要是:如何超越官僚制;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供给;“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拒绝权利”值得商榷;道德能否制度化等。该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存在反复重叠之处;行政权力道德化的提法有些偏颇;谈及制度道德化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对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区别没有具体论述等。     

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向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其实质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制度架构。不仅有新公共管理所关注的如何从组织技术和管理手段等操作层面上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民主主义的重构,涉及到公共行政的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民主治理理论突破了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思维的窠臼,指出了一条通过政府与社会、公民关系的民主化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公共行政改革,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公共能量场隐喻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述评

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泰勒管理主义和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自降生以来相继受到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挑战,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批判现代性入手,从本质上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话语垄断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从而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