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相互构建

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有着复合依赖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国际政治从根本上影响国际法,而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相对被动的。国际法从理论发展上影响着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导致国际法形成、发展。国际法规范国家行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国际政治秩序。本文指出通过国际法解决我国政治问题是很有效力的。     

跨国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外来物种入侵承责问题研究

目前,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威胁世界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在分析有关物种跨国界损害的国家责任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应对外来物种入侵承担国家责任的观点,即物种来源国、物种引入国以及个人应当依照共同责任原则承担责任,促使国际环境法主体特别是国家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同时我国也应积极完善相关防治的法律制度,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以减轻或避免外来物种入侵给我国带来的损失。     

国际公民社会视域下国家外交的合法性解读——以“维基解密”事件为切入点

"维基解密"事件的发生以及各国政府对其对策与反应,引发了学界对国家外交的合法性和国际公民行为的法理思考。在此事件中,国家外交行为的合法性审视被边缘化,而"失去祖国的"的个人的"泄密"行为事实上被规制和惩罚。美国外交行为和阿桑奇解密行为的实证分析微观地论证了国际公民行动者挑战国家外交特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此同时,宏观的自然法意义下的理论剖析说明,国际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从大国政治向公民政治或宪政之法理转向,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外交的合法性沿着国际法双重性法理的维度转向。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面临的政治与法律难题及其策略

国际刑事司法总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它的运行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但同时也极易受到现实政治的不利影响.自国际刑事法院2002年成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既遭遇了“非洲偏见论”的政治攻击,也遇到了和平与正义的政治难题以及对逮捕令执行的政治阻挠.为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对各种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和反驳,同时也试图通过坚持法律原则和积极获取国际政治支持的方式维护国际刑事司法的形象.尽管首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九年的调查和起诉国际犯罪实践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仍有必要通过采取一些更加明确的策略来化解各种政治和法律难题,例如,可采取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的策略化解各种政治责难,通过赢得国际政治支持的方式推动法律问题政治解决,并在国际社会缺乏足够政治共识的情况下实现对政治的适度顺应,以便更好地维护国际刑事法院的公信力.     

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失信行为”国家责任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出尔反尔的"政治失信行为",背离了国际法诚实信用基石原则,损害国际经济秩序价值,因而具备国家责任承担的必要性。美国"政治失信行为"的国际不法行为认定面临国际义务来源复杂、违约与违法双重认定标准以及国际不法行为本质认定的边界障碍,在国家责任承担上面临国家责任启动桎梏于WTO框架机制、责任承担方式的内在契合不足、救济途径程序障碍等难题,构建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失信行为"国家责任路径,首先,以"不靠谱行为"清单模式解决义务来源不兼容问题,现有国家责任方式倒推"政治失信行为"国际不法行为认定缺陷,诚实信用原则耦合国际不法行为认定本质冲突困境;其次,建构"贸易命运共同体"机制解决责任启动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契合责任承担方式,畅通国际法院"政治失信行为"受理维权机制。     

论南海仲裁案的法律与政治——国际批判法学的视角

南海仲裁案深刻地蕴含着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国际法中的政治主要是指国家政治,即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和意志而行动。国际法中还存在由超越国家政治的组织来调整国家行为的理想,这种理想属于国际主义。然而在现实中,国际主义往往被国家政治所利用,从而产生了虚假的国际主义。虚假的国际主义是貌似合法但实质上不正当的国家政治。菲律宾、临时仲裁庭和美国、日本都属于虚假的国际主义,分别对应工具的国际主义、错误的国际主义和虚伪的国际主义。国际批判法学揭示了这三者所涉法律背后的政治。     

跨国公司的产权经营

当今国际投资仍以发达国家的具有世界性规模的跨国公司为主力军，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对世界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跨国公司诸多的投资方式中，以对海外投资目标企业控股多寡的形式调整对该企业的控制权，即所谓的企业产权经营—一收购与兼并，作为国际投资的一种传统模式，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往井产权的投资方式1．购并的特点企业收购是国际投资者依照法律程序获得外国企业的经营权或所有权的投资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比较普遍采用的投资方式，典型的作法是通过购买达到对标的企业的兼…     

抵御外来物种入侵:我国立法模式的合理选择——基于国际社会与外国法律规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通过法律规制外来物种入侵是各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国际社会倡导和各国立法主要确立了“法律+国家防治战略”的法律规制模式,既包括确立预防、早期监测和快速反应、控制管理评估等基本的法律制度,也包括以国家防治战略形式体现的灵活性对策措施。此外各国还建立了对外来物种入侵实施统一管理的行政体制。我国应当借鉴国外通过法律规制外来物种入侵的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法律并构建统一的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管理体制。     

非国家行为体与主权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互动

气候问题的发展使得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国际气候治理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而伴随跨国互动在层面和内涵上的深入以及国际政治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内在演变和发展,注定了主权国家不能单独完成国际气候治理。在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引人注目的今天,如何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促进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成为实现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一环。     

个人素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个人并不是国际政治行为体,但这并不能否认人的因素对国际社会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国家还是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国际社团,都是由人组成的。本文中的个人仅指那些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的普通国民,包括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各行各业的公司企业的负责人、甚至包括家庭妇女。虽然个人不可能超越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国家总体结构的制约,但他们凭借集体或个人的力量,无论是在国内政治中还是在国际政治中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以及国际反恐实践的局限使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颇为必要。我国界定国际恐怖主义应以描述加列举的方式给出立法定义、以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否定为价值评判、以非法组织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实施主体、以普通平民为主要恐怖暴力对象、以秘密和极端为暴力的行为方式,以特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为行为目的。     

试论检察监督对人权的保障作用

人权是一个内容与涵义极为丰富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的国家,对人权的含义和理解都不尽相同。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认为人权就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一切权利,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承认人权、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已成为人类的一个共同信念。那种公然宣布不承认、不尊重、不保护人权的行为和主张,已经没有市场。那种用自己的人权标准来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也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本文意在通过检察监督行为对人权保障作用的论述,阐明检察机关在我国人权保     

论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

“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在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安全困境是自然产生、难以解决的,甚至被强化并作为固有的事物存在。建构主义理论则弱化了行为个体的心理。凡此种种思维的缺陷是明显的,本文在解构安全困境的同时,提出安全困境的解决,依赖国际政治环境语境的转化。只有建立和谐、互信的国际安全文化,安全困境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同时面临的、内容和要求均有差异的问题。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经济新秩序既能统一,也有冲突。在二者冲突之时,理论上应当更注重新秩序。在实践中,新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国际规则、国际法律行为可以互相促进,但也存在很多的矛盾。在简要分析了二者的矛盾之后,本文指出,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主要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的积极行为。     

恐怖行为处置问题的研究(上)

所谓恐怖行为是对公民的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非法暴力或暴力威胁,用以恐吓政府,要挟社会,而达到政治或社会目的的行为。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恐怖活动异常猖獗,西方国家有的人惊呼“当今世界使人伤脑筋的,除了艾滋病,就是国际恐怖主义”、还有的人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政治瘟疫”、“一场永无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战”。     

论中国国际法心态的构成因素

中国的国际法观念是国际关系中行为体自身状况和国际社会环境互构的心理映射,是国际政治结构、国际法局面与中国自身状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表现在中国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各实践环节,最终形成心理的认知和判断。中国对国际法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国际法自身大国强权与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共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国际法对中国的负反馈和中国国际法知识和能力的不足。预期加强中国的国际法立场、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立法和对国际法实施的监督、国际司法的积极程度,必须改善国际法心态,其途径则是强化中国国际法律知识积淀、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     

对香港终审法院《关于非全职法官参与政治活动的指引》的法理探析

2006年香港终审法院《关于非全职法官参与政治活动的指引》允许非全职法官成为政党成员,但反对非全职法官较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与2004年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行为指引》要求法官应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组织的规定不一致。考察国际社会相关立法发现,对是否以及如何规范法官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目前国际社会暂无一致的做法,取决于各个国家或地区自己的法制选择。无论是根据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本土法律的规定,还是基于非全职法官和全职法官行使司法权的性质,允许非全职法官成为政党成员都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也无法应对非全职法官较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可能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问题。由于香港特区司法权的重要性和非全职法官委任程序的相对封闭,允许非全职法官成为政党成员将可能加剧各方力量对香港司法权的争夺以及对非全职法官委任的影响。对此,应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规范非全职法官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要求非全职法官远离政党和政治。     

联合国专门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专业功能使此类机构的争端解决司法化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国际组织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为通过法律和政治机制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国际组织的分类和组织基本宗旨的政治关联度共同决定了其争端解决实践中的政治化和司法化倾向。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特征及其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安排则使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功能定性存在差异。高政治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政治属性,而低政治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则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时,经济全球化将沿着新功能主义的“溢出”路径使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合作从低政治向高政治领域拓展,其争端解决的司法属性将不断强化。联合国专门机构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为专门机构争端解决的司法化确立了现实的政治基础,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为这种司法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     

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主权

全球化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世界性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不仅从多方面影响了主权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主权,而且通过法律全球化对国家的法律主权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到世界政治组织的构成及其活动方式和范围、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散的主权政治架构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文化全球化推动了全球体系中的文化整合与文化嬗变,影响了人们的主权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形式,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文化主权,对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治理及其宪政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并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为了推进全球法治进程,必须树立新的主权理念,实现主权要素的重构。     

国际恐怖主义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恐怖主义行为是目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它严重危害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控制国际恐怖主义需要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使各国承担不得庇护恐怖主义分子的义务.然而各国所追求的政治利益并不相同,对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也不一致.现在国际法中虽然尚未形成将恐怖主义完全排除在政治罪的概念之外的习惯法规则,但是无论国家是否承担了条约义务,其庇护恐怖主义分子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