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我党早期的党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一大到六大,党章的制定和修改都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其内容鲜明地打上了共产国际影响的烙印。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列宁的建党学说通过维金斯基等人的介绍和宣传,被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所接受,并对一大纲领的诞生起了奠基和催生的作用。随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关系述评

共产国际、俄共(布)同中国共产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国际、俄共(布)就同中国革命者有所接触,建立了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共产国际、俄共(布)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愈密切。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同它有关。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俄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接触从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成立就已开始。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等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去中国从事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包括进行联络和组织、提供物质援助以及资助出版共产主义倾向的宣传品等。1921初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将负责东方工作的机构集中为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不久其工作中心移到上海。从各地出现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和召开,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

1924年至1927年,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开始的。以前,由于材料的缺乏,对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五卅运动的关系不甚清楚。今年恰逢五卅运动80周年,本文试根据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对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一     

谁是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

<正>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党史著作基本上都无一例外地说:经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处派代表魏金斯基一行人1920年4月到中国来,会见李大钊与陈独秀,是推动与帮助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然而,彭述之却在二十多年前独持异见,根据他的所闻所见,认为推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关系中的作用探析

从受俄共(布)党员柏烈伟直接引导开始革命生涯,到最后英勇牺牲在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直接指导的广州起义前线,张太雷一生的革命活动都与共产国际直接相关。他不仅是首位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任职、首批亮相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共党员,而且先后担任多位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翻译和助手,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从党的五大进入中央领导层开始,张太雷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因起义失败而英勇牺牲。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下)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下）金立人二、关于俄共（布）远东局来华代表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的关系中共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到１９２０年的建党过程，但未提魏金斯基起过什么作用。最近发表的共产国际档案中，魏金斯基１９２０年６月、８月...     

从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局驻地的迁移

从中共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上海、北京、广州之间迁移往还。其中迁移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时间,至今仍是学术界无法确认的问题。本文拟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观念、中共中央的2006年第4期组织状况和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等方面,来简略地考察从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局驻地的迁移问题。一、中共中央局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往还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积极帮助,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愿望引导到…     

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在建党实践中的分歧

１９１９年３月共产国际刚刚成立，中国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共产国际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此事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随后共产国际作出了派人来中国与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的决定。１９２０年３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克（即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夫妇以及翻译杨明斋来华。维经斯基来华的使命是了解中国情况，同中国的革命小组建立联系，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４月，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通过…     

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1929-1931)

从1928年春到1929年春，几乎有一年的时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往中共中央委员会派驻正式代表。实际充任这一角色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A·阿尔布列赫特以及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书记兼红色工会国际代表乔治·哈迪。1929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向俄共（布）领导机构汇报了已选定的共产国际代表人选。随后，这一建议成为一项决定，即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该局包括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代表团），以及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远东局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会和中国共青团…     

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其中“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一。本文试图对这一矛盾略作考察。一、共产国际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列宁倡导建立共产国际,是为了推动和领导世界革命,在短期内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俄共(布)代表季诺维也夫发言说,“我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共产国际是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一种手段”。列宁在这次大会的闭幕词中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列宁认为其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心,即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除强调建立国际苏维埃共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态的演变

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可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所称的"革命局",从成立的时间和主要工作内容来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的早期组织,在最开始并不是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组织,其组织形态经历了一个由"社会革命者联盟"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逐步演变过程。其间,无论是"不纯"的"社会革命者联盟",还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其建立与活动都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派到中国的使者所起的关键作用分不开。     

陈云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朋友

陈云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同时也是俄罗斯人民始终如一的真诚朋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都到过俄国,都与俄罗斯人民建立过深厚的友谊.陈云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从那时起他就和俄国人有过交往.     

李大钊与俄共（布）、共产国际交往的重要成果

李大钊是中共同俄共(布)、共产国际交往较早较多的领导人之一。其重要成果有:最早建立两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五大会议上阐明中共反帝反军阀的立场;争取帮助冯玉祥国民军转变,策应北伐军胜利会师中原。李大钊同国际友人的交往取得的重要成果,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家才华和革命家本色。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本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文章认为,南昌起义计划的制定和起义后所建政府的架构,是执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至于是否发动南昌起义和起义后苏联顾问的去留问题,联共(布)领导人亦有明确指示。在起义军南下过程中,联共(布)领导人曾有援助起义军的决定。而对于南昌起义和起义领导人叶挺、贺龙,联共(布)领导人也有过自己的评价。本文认为,南昌起义的发动离不开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但由于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发动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转折"的烙印。我们既要看到其在处理南昌起义有关问题上不足的一面,又要肯定其作出的贡献。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塑造及其限制

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中国,是从以俄共(布)政党体制为模板,塑造中国国民革命力量——政党开始的。在支持中共建党之余,共产国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重塑国民党上。一方面,共产国际方面认为,中国国民革命非由国民党参加而不能实现,但国民党存在诸多缺陷,不堪重任,必须改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囊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多阶级的联盟",具有被塑造的良好基因。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开出了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重塑意识形态、引导支持工人运动、支持农民运动三种视角重塑国民党的单方:制度层面,着力改造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重塑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实践层面,引导国民党支持工农运动。但国民党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这个塑造,而是进行有选择地抵制,这种调适使得共产国际塑造国民党的努力受到限制。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上的50个"第一"

(1)第一个歌颂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李大钊. (2)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青年>. (3)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1920年4月来到中国的维金斯基.     

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演变

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经历了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的转变过程。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引发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斯大林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策略方针问题的争论。但这次争论并未使联共(布)、共产国际及时调整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仍然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联共(布)、共产国际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直到9月,举国民党旗帜的策略方针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加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都出现了明确的不能再举国民党旗帜的意见,联共(布)、共产国际才开始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建立苏维埃、举苏维埃旗帜的正确方针。     

维经斯基第四次来华时间考

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于1920至1927年间先后五次来华,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其中1925年第四次来华,为了落实莫斯科关于结束罢工的指示,帮助中共中央制订停止罢工的具体措施。本文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对维经斯基第四次来华的具体时间进行考证,认为维经斯基于1925年7月初来到中国,1926年1月回莫斯科,这次来华工作有半年之久。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是怎样成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2年7月的“二大”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但实际上早在我党成立之前，共产国际就已派人来到中国。1920年3月，维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一行到达北京，同行的还有几位苏俄代表。在这之前，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交往甚密的是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员柏伟烈（一译为鲍立威），他与李大钊关系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