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信用原则的体现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信用原则在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市场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并且所体现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其中主要的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对民事行为具有指导作用;其二是对民商法中的主体利益保持平衡;其三是起到对我国现有的法律补充的作用。但是对我国民商法中信用原则的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信用原则在我国民商法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研究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民商法信用原则的分析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民商法的信用体系建设,对于信用主体进行了划分,对于我国的民商法信用体系,从信用权、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及政府信用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信用权的学理探微——论信用权纳入民事权利体系的理论基础

信用一词古已有之,信用现象是现代社会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信用具有标识性、有明确的归属,具有传散性、可以流传,具有历时性;同时,信用还有社会性。按照发生主体的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个人信用、机构信用、国家信用。我国应确立信用权及其相关制度。信用权与邻近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的地位一样重要,我国未来民法典应该规定信用权,将之纳入人格权的篇章,放在与其他人格权同等重要的地位。     

论商法

本文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对诸多涵义和意义迥异的“商”法概念做了澄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商”与工以至农、金融。教科文卫间的行业壁垒消失,法对于泛商化社会条件的反应就是民商合一,同时由国家保障公共产品供应、维护经济协调运行和发展的需要所决定,“商”还冲出民或私的领域,成为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指出,由于英美法向来不拘公私、民商之分,有包容行政、“民、行（政）”不分的真正的“大民事”,所以其“经济法”实在很发达,没有“经济法”而不需要经济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也不是什么商法。大陆法系的商法则已在公、私冲突和交融之中寿终正寝,需要由“经济法”来协调和融合公与私,以免公、私理念和制度在对立冲突中两败俱伤。因此,商法并非实际的法部门和法现象,但不妨在一般私法或不严格的意义上使用“民商法”或“商法”的提法。     

论信用权的法律属性

信用权是法律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信用权自产生以来即聚讼纷纭。关于信用权的法律属性,学界大致有人格权说、新型无形财产权说及商事人格权说等。三种学说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信用权的属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梳理现有学说的基础上,论文认为,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社会观念的发展,信用利益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信用权应当归属于财产权范畴。     

论信用权的法律属性

信用权是法律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信用权自产生以来即聚讼纷纭。关于信用权的法律属性，学界大致有人格权说、新型无形财产权说及商事人格权说等。三种学说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信用权的属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梳理现有学说的基础上，论文认为，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社会观念的发展，信用利益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信用权应当归属于财产权范畴。     

论和谐商法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哲学已由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法治观念亦由"以法治国"转向"良法善治",商法应以和谐哲学为基础构建和谐商法。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律的国家强制性遭遇了强烈的挑战,法律的强制力逐渐"软化",这为以软商法为代表的和谐商法的提出提供了法理学支持。从商法的历史来看,和谐一直是商法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软商法的文化传统。同时,和谐也一直是软商法的终极价值,软商法的秩序、正义、效率及自由价值均以和谐作为基础。不过,对构建和谐商法来说,适度的国家强制也必不可少,只有软硬商法结合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商法。     

论商法的独立性

商法的独立性是商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发掘要通过与民法比较来实现.商法和民法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这使得商法成为与民法不同的法律部门.商主体独立于民事主体而存在,并通过立法加以确认,从而使商主体制度得以发挥其不同于民事主体制度的特殊作用.①     

论商法的独立性

西方中世纪商人法和现代商人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并在商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得以迅猛发展的。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促进了民商法律规范的完善发展,商法独立性的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因此,本文就商法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基础方面来探讨了商事立法的模式。     

略论法律至上原则

法律至上,是一切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是法治之所以为法治而区别于专制、人治的根本特性.当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主张之后,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法律至上作为法治的一项根本原则,逐渐在支配着人类的治国观念.     

论法治的道德保障

依法治国方略确立以后,我国的社会运行已走上法治轨道。但在依法治国实践过程中,法治状况 尚不理想,有必要建立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并在公权行使者中形成公认的道德判断标准,因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必然蕴含着道德精神,道德建设与法治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不确定性对法律的基本建设作用

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认识对象的无限性之间的巨大鸿沟,不确定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生活必然面对的基本问题。法律,是人类为克服不确定性而拣选出来的应对手段之一。籍此,把义务,尤其是不能为的义务作为社会主体的行为边界,并通过发展法律的一般性特质来构建确定性的社会生活的作法一直左右着法律治理的理念和实践。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使法的确定性出现了问题并遭遇批判。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一种相对的态度和立场将有利于我们在重建现代化的努力中深化对法的确定性的关切,重塑法的确定性权威,并在反思性认识基础上坚持一种融汇了经验和理性的法治之路。     

论商标权与其他商业标识权利冲突解决原则

民事权利中的有形财产权体现在具体物上 ,这种权利在形态、特征上都是可见的 ,有形物财产权的排他性决定同一财产之上不能附着多个财产权 ,除非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或合同有特别约定。而无形是知识产权区别于一般财产权 ,尤其不同于有形财产权的主要特征 ,知识产权的无形 ,使得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占有 ,而是表现为认知和感受 ,知识产权可以同时被多个主体占有、使用和收益。因此 ,法律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不同切入点对同一客体规定出不同的权利。这样 ,对同一客体的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容易出现保护上的交叉、重叠甚至冲突…     

政府职能转变与诚信原则

政府职能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已是一个现实的趋势,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也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政府角色的重新塑造和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必然伴随着政府行为方式的根本变革,如大量行政指导行为和行政合同的出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运用。这种新型的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诚信。     

诚实信用原则与法治的契合--作为宪法原则的诚实信用

原本作为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一种道德,而且是一种法律,是一种具有明显道德基础和特征的法律规范。在法治社会,这一具有道德基础和特征的法律规范其适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张,不仅适用于具体而平等的个体之间,是私法上的规范和原则,而且被适用于国家和公民之间,成为了公法上的一项规范和原则。宪法,作为一国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根本法,作为典型的控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公法,理应规定或体现诚实信用原则,促进和保证国家权力的诚实信用,最终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从宪法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角度讲,由于契约的本质及对诚实信用的依赖,也说明了诚实信用原则应该成为宪法层面上的一个原则。     

关于提高我国立法质量保证法律实施的思考——统一实施WTO协议赴美考察的启示

维护法制统一,保证WTO规则在我国的统一实施,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通过对美国宪法、行政法的制定和实施进行考察,对美国法律制度和立法程序、实施过程、司法审查方面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本文从我国立法与执法实践出发,借鉴美国法律制度的积极因素,就如何提高我国立法质量,保证法律实施提出了若干对策。     

政府诚人刍议

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已为人们广为熟知,公法中的政府诚信原则在二战后的发达国家也纷纷确立(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本文主要对政府诚信的主体、客体及载体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构建我国政府诚信的基本法律框架,以塑建现代责任政府形象,保障相对人的正当权益,以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     

论如何运用行政法之诚信原则改善政府信用现状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更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具有现实意义。     

论民法的基本原理

我国即将制定民法典,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坚持什么样的立法指导思想?即以什么作为民法学体系 所体现的精神?这就要研究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理。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研究甚少,往往更多的关注具体的民法规范。笔者在此想谈一下自己对“民法的基本原理”这一宏观问题的认识。通过对民法的性质、总则及具体民事制度的分析,说明“意思自治”成为民法基本原理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