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视觉化传播的创新路径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与视觉化传播具有内在关联。图像作为视觉化的主要内容,承载着一定的意见态度和价值理念,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与功能。理性形式的意识形态内容可以通过感性、可视的图像展现。在视觉技术赋能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视觉化传播成为现实,但也面临着自身图像传播能力不足、视觉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外在因素掣肘的困境。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视觉化传播,就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当前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新趋势,实现传播内容、方式、技术、机制、人才、平台等全方位创新,从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系统观念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三个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要求中强调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的守正创新，同时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提供了方法论遵循。以系统观念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要以辩证思维审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创新与形式创新、“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以及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战略思维对意识形态话语在社会系统的整体框架下作全局性统观，在话语要素层次的结构分析中作谋划；要以底线思维守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边界、思想边界和价值边界，从而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对社会生活的引领功能。     

情感传播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与控制——从“后真相”境遇切入

“后真相”境遇下的网络空间建构出情理裹挟传播、娱乐化传播、圈层式传播等新型情感传播形态,在传播中嵌入情感化的认知取向、话语体系和行为模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开启了情感转向,网络情感借机入侵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原有的真理基础、权威话语、价值共识面临传播生态变革的风险。对此,应着力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情理基础,增强主流媒体情感传播的竞合能力,促进网络圈层异化政治情感的正向转化。     

“信息茧房”效应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困及其消解

智能传播时代,在定制化信息传播模式、算法过滤机制和选择性接触行为的多重影响下,公众极易被带有强烈自身偏好特征的同质化信息所裹挟和淹没,自缚于“信息茧房”之中。以其空间的封闭性、内容的片面性和传播格局的割据性,“信息茧房”不断重复和强化着人们的认知偏差,排斥异质信息与观点,阻滞社会信息正常流通,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影响力、凝聚力和引领力弱化的困境。化解“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从话语构建、技术把控、平台监管以及民众媒介素养培育等方面多管齐下,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竞争力,疏通信息传播渠道,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平台“算法”,不断优化网络生态,全面凝聚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态的完善进路北大核心SSCI

话语总是承载着思想和观念存在,并由此体现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以话语活动的方式得以输出和传播,并达致其社会功能及价值目标的实现。将话语活动诸要素放置于生态学视角考量,其具有平衡性、竞争性及规则性之品性。新时代话语生态面临新兴话语模式的融入,并已显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理应做出正视和回应。以话语生态的品性为建构基点,从话语自身、话语主体、话语场域等方面给予审视和重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良好运化和强大引领力、凝聚力的发挥,从而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路径延展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二十大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凝聚民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必须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场域中占据主流和优势地位才能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营造良好生态是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前提；锤炼高素质工作队伍是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条件；增进理论的吸引力和渗透力是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导向；构建系统传播格局是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依托。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与重构

智能传播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传播技术,其既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信息生产主体的创变性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信息内容分发的偏颇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信息情境沉浸的过度化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媒体传播格局的失衡化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力。提升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提升主体媒介素养,构筑强大的意识形态联盟;优化算法推荐技术,调治社会公众的信息食谱;加强平台内容建设,提供主流导向的信息内容;加快主流媒体发展,构建弘扬主流价值的传播体系。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政治传播逻辑——以“百姓宣讲”为例

党的创新理论如何传递给基层民众，既反映出党群关系的沟通互动，更关涉到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和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进入新时代以来，“百姓宣讲”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而成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有效实现形式。基于政治传播学的理论视角，“百姓宣讲”在传播体制上确立了党的领导与中心统筹相结合的基层政治传播体制新架构，在传播主体上形成了一套“发现百姓名嘴(传播者)”的机制，在传播话语上构建起了“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政治传播话语框架，在传播形式上与当地群众生活方式、本土特色资源和文化相适应。“百姓宣讲”这一基层政治传播形态的核心集中反映了党群沟通的互动关系，通过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群众主体的关系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基层的落地生根。     

网络媒体传播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网络媒体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也给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媒体传播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应基于需求满足理论和"把关人"理论,加强网络阵地建设,开辟主流意识传播新途径,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机制,建立民间舆论引导机制,强化网络传播监管力度,促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新时代加强党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挑战及对策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校是人才汇集、思想交流、理论传播的重要平台,是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和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干部培训、理论研究、意识形态建设的职责与使命。做好党校意识形态工作,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选择、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内容和培养优秀干部队伍的迫切需要。新时代党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包括多元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冲击、西方敌对势力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互联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因此,必须通过掌握党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落实党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及创新党校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等,全面加强新时代党校意识形态工作。     

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铸就一个“过滤气泡”？——基于媒介环境理论的视角

意识形态与社会空间具有双向互构的内在逻辑勾连。作为数字化生存的实践场域,数字空间的内在价值禀赋要求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摄性空间地位。新时代建立以主流价值为基石的数字秩序结构,面临着多重消解性的空间困境：数字媒介对信息流动性的释放与议题设置权的竞夺,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感知;智能算法圈群化价值构造与数字平台的块垒化共在,割裂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分布;算法信息对日常生活域的占领与非理性数字生态的构造,筑就了失衡性意识形态空间结构;数字资本对个体性空间的虚构与公共性话语的解构,滞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流动。构造建基于社会主义价值伦理的良性数字信息生态,要使刚性制度规范与柔性文化治理相协同,推动信息生态的治理性“过滤”;重置智能算法技术的价值内嵌,完成信息生态的技术性“过滤”;破除平台信息资源流通的空间壁垒,落实信息生态的平台性“过滤”;激活数字主体参与信息环境建构的自觉意识,实现信息生态的自主性“过滤”。     

论新自由主义与我国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作为影响当代中国最为主要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表现出传播领域生活化、传播方式大众化、传播内容感性化等特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主张会对我国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造成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消解部分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部分青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改变部分青年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以及扭曲部分青年的公平正义观念等等。为加强我国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可以考虑从创新模式、传播方式和本土化这样三个方面来推进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以此来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青年群体精神生活领域的主导地位。     

城市数字治理中的信息异化与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在信息技术飞速迭代、社会治理日益复杂化、信息立法和伦理约束滞后、政府与社会沟通机制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集中表现为信息过载、信息污染、信息失控、信息鸿沟的“信息异化”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主导地位、政治权威与统合效用等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影响。为此，需要基于系统性思维重视社会信息生产、传播、加工、利用的各个环节，通过提升信息生产质量和供给能力，增强信息异化预警和管控能力，建立对信息传播的制度监管和伦理规约，以及改进政府信息沟通和舆论回应能力，全面优化城市信息环境，有效化解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副产品的“信息异化”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探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微博、微信为代表,以时空分离为特征的微空间情境,为个体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体验。这种跨越时空的交往互动场域,越来越成为思想交锋的集中地和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这个"无形战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稳定。顺应微空间意识形态生态的变化,重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模式和机制,进而打造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命运共同体,对于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提高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学科交叉融合、历史比较分析、建构互动交往认同模式、数学统计等,是进一步深化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的突破口。     

互联网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述评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当前,互联网信息传播呈现出个体性、实时性、开放性、渗透性等特点,其所形成的网络多元文化使人们日常的互联网生活在获取有价值信息的同时,也受到价值扭曲、情感缺乏和信息污染的危害,进而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带来较大影响。随着国家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不断重视,对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成为时下众多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有助于为该课题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变化社会中的执政逻辑——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与变革

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包含信仰体系、认知体系、策略体系以及特定承载主体等多个维度。具体到中国语境,主流意识形态特指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自革命时期发展而来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历史因素、西方文化传播、大众消费社会兴起等多重挑战。为此,其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与变革,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协调与平衡革命与执政的辩证关系以保持主流意识形态整体架构的相对稳定性,提升边层结构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从而吸收和排解转型期产生的压力与矛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空间成像及其治理

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理论擘画和顶层设计，赋予整体性治理图景之下意识形态治理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新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日益表现出对空间的依赖和抢夺，亟待立足空间视域开启意识形态治理研究的新维度。对意识形态的空间性与空间的意识形态性的双向阐释，架构起理解意识形态与空间的交互视域，为洞察意识形态风险空间成像奠定了理论前提。时空压缩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的分化转型以及个体化精神空间与总体性精神空间的对抗，加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叠加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形塑着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多重空间成像。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空间治理，应以空间生产为基础、以空间整合为核心、以空间拓展为保障，构筑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空间布局，掌握意识形态治理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短视频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新路径

网络短视频凭借"短平快"的特点,开创了草根创作、广泛参与、多元互动的网络传播新局面,拓展了文化产品生产及传播的深度及广度,为主流价值观传播提供了新路径。但是,网络短视频内容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为主流价值观传播带来了挑战。为此,可创新短视频应用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方式方法,提高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水平。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网络不仅是信息社会一种全新的技术媒介，更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网络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带来极大的冲击。在网络环境下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必须迎接挑战，积极探索创新构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