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治视野中的反腐败

国际社会在反腐败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努力,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一公约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的进步,体现着国际法内容的拓展、印证着国际法界定方式的转变、昭示着国家主权观念的更新。但在国际法治的视角下,也存在着条文弱化、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的努力予以强化。     

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

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通过劝返和域外追诉等方式,使很多外逃腐败分子回国接受审判,追缴回了很多赃款。然而我国现阶段适用这两种方式进行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时,面临缺乏强力的法律支撑和顺畅的国际合作等难题。我国应当在相关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中认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模式,充分利用劝返模式的优势,减少域外追诉的负担。此外,在法律制度层面认可恢复性司法,可增进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了解,增强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是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的基本保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此,我国应完善反腐败的国内刑事法律,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双边立法和合作措施,建立与该公约相衔接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以满足我国反腐败实践的迫切需要。     

关于构建我国反腐败民事诉讼追赃机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章规定的"资产追回"程序确立了通过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种方式追回犯罪所得和犯罪资产。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一般而言,运用民事诉讼的手段进行追赃较之于刑事诉讼手段更为便捷和有效,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因此,我国应在建立追赃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境外追赃民事诉讼保险基金制度、建立境外追赃论证审查机制、健全和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建立配套的境外追赃合理费用扣除机制等方面努力,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诉讼追赃机制。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反腐合作

腐败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近年来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跨国化的趋势，腐败问题逐步国际化。单靠一国之力是难以解决腐败这一痼疾的，惟有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下，全面加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才能遏止腐败在全球的蔓延。从全球化视角透视当下腐败产生的原因、存在的类型、表现形式和新的特点以及反腐国际合作的必然要求，就我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国际反腐合作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检察机关加大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追逃追赃力度

201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今年,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追逃追赃力度。曹建明介绍说,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追缴赃款赃物101.4亿元,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在引渡、赃款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等原因,中国司法机关在对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引渡和赃款追回方面面临一定挑战。     

境外追逃追赃的法律挑战

不知从何时开始,外逃成了贪官们的“上策”,一些贪官抱着一跑了之的心态,露馅就跑、闻风就逃。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贪官外逃让国内的反腐陷入了尴尬和无奈的境地,也产生了非常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兼论《公约》对我国刑事法的影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全面的国际反腐法律机制,包括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资产追回机制与履约监督机制。作为国际社会第一个反腐法律文件,该公约在扩大国际刑事合作领域、突破双重犯罪原则、采用新颖的监督机制等方面促进了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并将导致我国刑事法的若干变化。     

论反腐败国际追赃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完善——以《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和“海外追赃第一案”为契机

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积极的姿态开始了国际反腐的行动,其中涉及国际追赃的主要做法1有望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的审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实现立法初衷、成为国际追赃2的法定途径面临考验。然而,在准确把握上述契机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审视和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包括没收违法得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环节,以期为反腐败国际追赃机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立法取向的影响

当前我国反腐败立法缺乏系统性,中国已经签署并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推动我国反腐败理念的转变,并推进相关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着重借鉴《公约》中关于腐败犯罪涵义的定位,案件管辖权的划分,犯罪侦查新理念以及预防腐败的相关规定,制定出一部集反腐、防腐于一体的反腐败法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腐败资产无条件返还机制研究

在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行腐败资产返还过程中,各国就资产流入国能否对返还时间,返还对象加以限制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对腐败资产的无条件返还符合资产返还原则设立的初衷和内在要求,是各主权国家相互尊重的体现,对资产流出国和资产流入国均有裨益.应当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订立协议"和"共同安排"进行限...     

从《残疾人权利公约》反思国际人权机制

2007年3月起开放签字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体系在保护人权领域的最新努力。与以往的多数人权条约一样,《残疾人权利公约》列举了具体权利、构划了报告体制,同时通过任择议定书设计建立一套来文制度。这意味着在国际人权法上又添加了一套体制。虽然从权利保护发展本身看,这一公约的出现丰富了联合国体系的人权保护内容,但是从国际法治的理念上看,它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特征的继续与延伸,本质上不仅无益于国际法治的完善,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国际法维护人权各个环节的成本。现阶段有必要考虑将包括人权、环境等领域的规范进行编纂,将相应机构进行整合,以推进国际法治的目标。     

APEC成员合作反腐司法一体化机制构建

APEC是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经济组织,具有共同的遏制腐败犯罪的必要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各缔约国提出的反腐败要求是APEC成员间合作反腐的基本依据。但由于区域结构的特征与成员体各方的政治模式、法律制度和现实状况不同,深度合作的基础还存在一定障碍。这种困境,一方面使一些跨国腐败犯罪案件因相关成员体在合作条件上缺乏共识而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另一方面,对于正在被调查、处理的腐败犯罪案件,也因各司法区管辖权的独立性和执法机制的刚性而面临"双重追责"或刑罚失度等不公平待遇的危险。文章提出,APEC成员应当在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行为实行一体化预防和追查的基础上,践行《北京反腐败宣言》达成的共识,创新建立惩治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机制。通过APEC会议协商,确定一套统一的处理涉外腐败案件规则,由其中一个国家(或其独立司法区)对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负责侦查(包括共同调查)、起诉和审判。除司法协助外,侦查、起诉和审判案件的程序适用法院地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的实体规定适用犯罪行为地法;对犯罪行为地处于多个国家(或其独立司法区)的情形,以选择对犯罪人相对有利的法律予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