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的伦理转向

伦理从来都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当哲学从科学的领地分化出来之后，就基本回到了人自身，而“伦理学的一切问题就是围绕人展开的。”所以，现代哲学就转向了伦理学，成了研究人性、完善人性之学；成了领悟生命意义、洞识生命价值之学；成了辨析社会现实、提供生活信念之学。     

当代生命伦理学困惑疏解的儒学观照

作为我国重要的人文传统资源，儒家伦理在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的同时，由于儒家伦理的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儒学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贡献也是有限度的，需要对其给予现代性转换，儒学与当代生命伦理学才有进一步会通的可能性及意义。     

摹仿、身体、伦理——重审晚近伊格尔顿的身体观

身体是伊格尔顿近年来讨论审美与伦理关系问题的核心关键词。作为审美形式的古希腊悲剧同时充当着伦理、政治工具和哲学工具,既能重现又能反思现实生活,亚里士多德的宣泄说与身体关系密切;18世纪英国关注"道德观念"的哲学家们则认为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是和谐一致的,伦理和审美都以身体为基础,以想象中的"摹仿"为前提。审美和伦理问题必须借助"身体"来实现个体与总体、法则与欲望、道德与知识之间的紧密链接。劳动和审美都是个人身体之潜能的全面展开,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但享受劳动本身的劳动和享受美德本身的美德,则是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之处。伊格尔顿试图建构的唯物主义伦理学,其理论源头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身体为轴心的美学和伦理学。     

论求知与道德

知识作为联系世界的特殊方法,以信念为动力追求真理,其本质是普遍指涉性的思想,形式呈现是概念。以自然、社会、人文为对象探索形成的知识体系内核,是关于自然、社会、人共生存在的法则、公理、律令及其运作规律,构成人类如何善待自然、社会、人以及怎样适度生活的依据、尺度、边界。尺度之于个人或社会,构成其行为边界。在生活世界里,边界构成利害是否有度的分水岭,尺度成为衡量利害得失是否合法合德的依据。因此,求知既成为道德生活的动力,更是创文明的方式,因为文明的内在支撑是合乎人性要求和自然法则的知识体系。而自觉的求知努力,开辟出知识体系的构筑之路;不间断地构筑知识体系,制度道德、法律道德和教育道德才能普遍形成,生活道德才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所需。     

伦理范式与现代公民道德建设

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人为代表,伦理学有"幸福论"和"义务伦"之分。从"哲学—伦理学"论证的角度看,幸福论认为有规定幸福的永恒的规律;而义务论则认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才是道德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从伦理学的这种范式的转变看,西方哲学家将研究的注意力往往放在了道德行为和道德原则的研究上,而忽略了对道德品质的研究。然而,要解决社会的公正,单靠社会道德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伦理学的研究必然转向制度伦理。在现代语境下,美德传统是一种软约束,建设现代道德,还需要制度伦理的辅正,加大制度规范对现代公民的道德和行为约束,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稳定有序的、合乎人性健康生长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被塑造成具有现代性人格的一代新人,这是现代化道德建设的时代使然。     

人类伦理视域的义利之辨

从人类伦理视域来看,中国传统义利之辨的基本伦理精神是以君主为目的、以臣民为工具。为此,义利之辨既要假借家国同一之名来实现家天下,又要使君主凌驾于臣民之上而具有绝对权威。前者需要分析命题以便混淆家国之别,后者需要综合命题严格区分君主与臣民以便论证君主的神圣权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内在矛盾把义利之辨最终推向绝境。这意味着,作为古典经验伦理学形态的义利之辨的终结,同时也预示着现代理论伦理形态的义利之辨即义利之辨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发端。义利之辨扬弃其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把自身提升到先天综合判断,实现由自然暴力为基础的自然法则向自由人性为基础的自由法则的历史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并超越现代理论伦理形态的功利论和义务论,为追寻当下人类道德视域的应用伦理体系提供了某种理论思路。     

政治与行政伦理问题研究——儒家政治伦理的实践途径及其现代启示

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最近一些年来已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的学者着眼于中国当代政治伦理学的体系建构；有的学者从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当代的政治伦理问题；也有学者回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资源，力图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建构提供借鉴；还有的学者专注于中西政治伦理思想的比较，力图通过比较促成中西政治伦理思想的会通。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政治伦理理论的完善、丰富与深入以及政治伦理学学科的繁荣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笔者以为，在努力探索当下中国社会政治伦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固然十分重要，而与此同时，探索政治伦理的实践途径，使政治伦理从观念层面转化为现实层面，或许是一个更为重要因而也是更为有意义的课题。     

“性善论”与道德自我修养的提升——以伦理自然主义为研究视角

伦理自然主义以自然主义人性作为哲学基本前提,坚信人普遍具有内在的自然善性基础;人类的同情、互助的先天自然性印证道德自我善性的社会基础。性善论得到文化基因说的理论确证以及人类互助法则的支持。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的理念,传统文化重视反求诸己、返身而诚的道德修养求证之道,追求化德性为自然的道德境界。伦理自然主义是确证道德自我的本源价值与提升道德自我修养的重要路径。     

中国孝文化剖析

孝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处于“百善孝为先”的主导地位 ,它是中国社会一切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和实践起点 ,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 ,也是社会教化的核心和根本。但它并非如先贤们所说本于人性 ,而是后天的一个道德范畴。孝是人性之始 ,仁之本 ,孝要求尽性尽伦 ,落实于日常行为。对孝的过分强调及名利的诱惑 ,造成了对人性的束缚、歪曲 ,甚至毁灭。在当今 ,孝作为合理性的一面对社会稳定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教育与常识

“经验”和“常识”这两个范畴与知识来源、知识的存在状态密切相关。经验、常识、理性和语言逻辑共同建构了人类文化积淀中的各种知识论体系,不管这种知识论体系是“真”是“伪”,都能形成强大的生命力,对教育和人的心智产生影响。因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必须时刻警惕各种既定的常识和知识论。常识的各种说法和知识论的任何逻辑体系,只有分解成符合健全心智要求并能支撑健康的社会运作的各种准则,才能变成健全的人性追求的普遍价值。     

作为批判理论的人工智能伦理学：何以可能与如何作为？

构建一套实现人的解放的全新社会契约，实现科技伦理与科技赋权的弹性均衡，确立以实践性原则为主的公共治理规范条款是人工智能伦理学作为批判理论的可为路径。至此，面向未来解放的人工智能伦理学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新知识谱系，有效地契合伦理学研究的复杂性需求，最终通过人工智能“善治”来实现对美好“善智”生活的向往。     

环境伦理与和谐社会建设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所面临且必须予以解决的最基本的基础性问题。今天,随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已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环境保护运动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因此环境伦理成为当今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孟子心性论辨析

孟子建构了以心性论为基础的道德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的理论起点，更是宋明理学解决伦理学上达致道德理想境界的可能切入点。孟子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把心规定为一种纯粹的自然情感和日用理性，这种本然之心与人的存在合一就构成了人的道德本质之源。而人性则以人心之善为根据，体现人之道德本质。人心与人性在人之感性存在与理性本质上合而为一，实现了人心之本然到人事之当然的内在联结。     

互助与利他之“善”——浅议济贫扶贫的伦理学依据

善,就是源于人性所驱动的、以实现整体普遍利益和个体福利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性的和谐状态。实现“善”的最佳途径就是“互助与利他”。社会中的贫富分化是极端利己主义所引致的竞争结果;而社会中的济贫扶贫则是互助与利他驱动的平衡倾向,其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善。济贫扶贫的伦理基础是互助与利他之“善”所广涵的众多伦理学次生概念。     

夕阳芳草寻常物 解用都为绝妙词——《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沈铭贤文集》出版

《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一书近日已由上海杜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著名学者沈铭贤研究员的论文选集，分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两个部分。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本书即以此视角深入考察和分析了科学哲学的变革、爱因斯坦的文化品格和文化价值、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砚以及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提出同时举起两面旗帜——科学的旗帜和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旗帜、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促进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良性互动等观点。本书不仅理论深刘，更为可贵的是，在阐述理论的同时既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也有对现实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思考，深入浅出，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很好的思想性和启发性。     

试论生态伦理——价值观

突破传统＂人际伦理学＂的藩篱,使＂环境问题＂合理地进入到＂伦理问题＂之领域,是构建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前提。要使这一基本前提得以成立,必须重新反思环境与伦理关系的传统范式,探寻环境与伦理关系的新路径。本文在梳理环境—伦理关系的＂人类学范式＂和＂生态学范式＂的基础上,提出环境与伦理的＂一体性价值观＂,以期为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前提奠基提供参照。     

伦理学:经济人与政治人北大核心CSSCI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人"遭到伦理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之后,罗尔斯又提出了"政治人"的概念。其实,无论是提出经济人的经济学家还是提出政治人的罗尔斯,他们都把人性看成是综合的人性,并且认为经济人或政治人只是综合人性的一个方面(因素),他们只是想从综合人性的一个方面合乎逻辑地建构自己的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伦理学界纠缠于经济人(从逻辑上说政治人现象也是一样)之具体的人性内容和可能性而对经济人的质疑与批评是一种囿于伦理学传统视野的做法,若要换一种新的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经济人、政治人现象的出现乃是现代社会发展向伦理学提出的新的挑战,正确地对待这一现象既会丰富伦理学的人性理论,也会丰富伦理学道德主体的理论。     

伦理是一种生活方式——韦伯道德哲学的诠释之路

韦伯伦理学说是当代"韦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贯穿于韦伯伦理文本中的"诸神之争"、"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以及伦理理性化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对韦伯伦理学关注的焦点.对"伦理是一种生活方式"命题的发掘,则为韦伯道德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伦理学:经济人与政治人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人"遭到伦理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之后,罗尔斯又提出了"政治人"的概念。其实,无论是提出经济人的经济学家还是提出政治人的罗尔斯,他们都把人性看成是综合的人性,并且认为经济人或政治人只是综合人性的一个方面(因素),他们只是想从综合人性的一个方面合乎逻辑地建构自己的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伦理学界纠缠于经济人(从逻辑上说政治人现象也是一样)之具体的人性内容和可能性而对经济人的质疑与批评是一种囿于伦理学传统视野的做法,若要换一种新的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经济人、政治人现象的出现乃是现代社会发展向伦理学提出的新的挑战,正确地对待这一现象既会丰富伦理学的人性理论,也会丰富伦理学道德主体的理论。     

环境伦理学“真理化”批判及其对环境法学的启示

巩固在《文史哲》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环境伦理学为环境时代人类建构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有益视角。但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哲学思潮，环境伦理学在具体内容上争议频仍，在哲学立场、思维方式、论证逻辑、现实意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知识精英趋向的信仰，反映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下知识阶层对环境问题的特定理解，不具有普适性。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应慎重对待环境伦理学，注意伦理基础的本土化和研究的现实意识。